主辦單位：科技部人才培育計畫「思想東亞、超克現代、想像世界」
協辦單位：臺灣大學外文系
時間：2014年4月19日
地點：臺灣大學校史館（舊總圖）一樓外文系會議室
主持人：
邱彥彬（政治大學英語系 副教授）
與談人：
謝碩元（輔大心理所碩士生，著有《暗夜裡的的白日夢：酒店男公關與我們的異視界》）
學運現場觀察者兩位（化名）
黃涵榆（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教授）
李鴻瓊（臺灣大學外文系 副教授）
邱彥彬：
感謝各位老師、同學、以及對這個議題關心的朋友們來參加今天下午的「太陽花論壇」，這次的論壇是由「思想東亞、超克全球、想像世界」的科技部研究計畫主辦，在此也感謝協辦單位臺灣大學外文系提供論壇場地。照原先的構想，本來我是想把這場論壇取名為「318論壇」，不採「太陽花學運」。比較通俗指稱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太陽花的圖像已經被高度圖騰化，在話語、影像不斷再生產的過程中迅速升格成為統合學運意涵的主意符，因而難免散發出權力集中化、甚至是法西斯化的象徵意味。另一方面，我個人偏愛「318」的指稱，主要是因為我對「夜襲立法院」作為一個事件（event）的認定，至於318之後展開的學運，究竟整個接續的過程是忠於、抑或是背叛了318當晚的佔領行動，這依然還是一個有待長時思辨的問題。不過我猜想，今天論壇的重點應該是比較偏向田野的觀察與分享，至於如何philosophize 這次的學運，時間的關係可能還是只能留待他日再談，所以最後我還是決定從俗，把今天的論壇稱之為「太陽花論壇」。
我先稍微講一下「太陽花論壇」的緣起。「思想東亞、超克全球、想像世界」的計畫成員都是由英文系與外文系的老師組成。在臺灣的知識生產體系中，英文系一直都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一般對知識生產的問題稍有反思的人，最常對英文系學者的批判大概就是稱我們為「文化買辦」，也就是說，我們的學術訓練與學門的專業化傾向，注定讓我們在積累、傳授、再生產西方知識的過程中，因為太過專注於傳遞知識的關係，很弔詭地對於自我的知識位置失去了意識或警覺，忘記自己其實也是在地的知識生產鍊中的一環，以致於產生知識積累與主體化過程相互脫勾的現象。英文系學者的理論訓練都很紮實，思想也很進步，但唯獨對即身「現狀」的反應能力稍嫌鈍化，我想原因大抵在此。這樣的批評當然太過一概而論，對個別的英文系學者並不公平，但對自我的知識位置缺乏警覺與反思，確實是英文系裡頭必須引以為憂的當道現象之一。其實，英文系的知識生態並非一向如此。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政爭不斷的九○年代，我們都親身經歷了台大外文系的老師輩們有過一場非常轟轟烈烈的的臺灣民族主義論戰（現場剛好有兩位老師都是當年論戰的參與者）。不管論戰的內容為何，在那煙硝味十足的交戰話語背後，知識生產與主體化過程之間的連帶關係是很明顯的。可惜的是，據我個人的觀察，在那場發生於上世紀的論戰偃兵息鼓之後，整個外文學門就開始慢慢走上一條帶有高度自我規訓意味的專業化與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學術路線（這兩者之間究竟只是時間先後的關係還是因果關係還有待進一步探究），從那時開始，英文系的學者們大概就對所謂的「現狀」失去了回應、批判或是反思的興趣與能力了。有鑑於此，打從計畫的發想開始，我想我們的團隊成員心中都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大致就是希望能夠延續上世紀九○年代「知識反省」的精神。我們辦太陽花論壇，一個比較「自私」的目的，便是想藉此機會對自我知識的「立場性」（positionality）進行持續的反思與操練，在一個具備思想厚度的基礎上，重建對於臺灣一些關鍵事件的反應能力。
我介紹一下參加與談的學生跟老師。今天很高興特別請到輔大心理所的謝碩元，跟台大博士班的許瑞發（化名）兩位同學。在這場學運中，他們兩位都是置身其中、也實質投入的現場參與者、觀察者、記錄者與思考者。既然今天的論壇是以學運為主軸，我們不能免俗地為兩位同學安排了較長的時間，大概是40分鐘到1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請他們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現場經驗。分享結束後，我們先休息10分鐘，在第二個小時，我們請到兩位計劃團隊中的成員，從比較學術的角度來談談他們眼中的學運。這兩位計畫團隊成員我想在場的很多老師與同學都認識，不用我多做介紹，一位是臺灣師範大學英文系黃涵榆老師，他一向積極參與各種公民反對運動，也是一位對時事現狀的反應非常迅速、很敏銳的思考者，另一位參與與談的則是台大外文系李鴻瓊老師。在第二個小時裡，我們們就依序請涵榆和鴻瓊來跟我們分享他們對學運觀察與思考。
接下來，我先利用主持人的職權簡單談談我對太陽花學運的想法。從3月18號開始，我想不管你關不關心，或者是你對整個事件採取的相對位置為何，幾乎所有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被捲入到這場學運當中，無人能置身其外。同時，從318佔領立法院以來，整個運動幾乎盤據了主流與獨立的媒體平台，除了在很短的時間內捲動出各種不同的思考及情緒反應之外，如此快速、高密度的話語、訊息、影像流通的結果，同時也讓整場學運產生扁平化、景觀化的現象，其中的一個結果就是讓立法院及其周邊成為朝拜的聖地，或是臺北一日遊必到的景點之一。此外，在景觀化的過程中，在人們的認識上，學運本身也出現了去脈絡化的現象。簡單來說，在高媒體曝光、高話語集中的情況下，學運本身一方面成為萬眾矚目的唯一焦點，但在此同時，這一波擾動人心的公民運動也默默從既有的脈絡中抽離，成為孤懸於脈絡之外的單一事件。
那又該如何重建這場學運的脈絡呢？就「佔領」的字面義而言，我們或可將318當晚的行動視為二十一世紀臺灣一波波「反迫遷」運動的延續，也是全球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一環。不用詳述，我想各位對這幾年來因為土地徵收的問題而引發的反迫遷運動應該都是耳熟能詳：捷運新莊線上的樂生院、竹南大埔、後龍灣寶、竹東二重里三重里、新竹芎林、二林相思寮、包含大溪海岸與頭城海岸的東北角農田濕地、中科四期引水工程影響所及的彰化溪洲、埤頭、竹塘、二林、田中、北斗、甚或是散落在大漢溪與新店溪沿岸的三鶯、溪洲等「都市原住民」聚落等等，無一不受害於政府掠奪式的土地開發政策，而在農業用水被搶、土地被徵收、良田生態被毀、既有生活方式與生產模式被強行破壞、被否定之後，受害地域的住民也開始自力或與外力結合組織自救會，展開一波波的反迫遷運動。政府橫行霸道的土地徵收政策，標示著21世紀初臺灣已經為新自由主義政權所統治。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有一個重要的特色是：與後殖民的冷戰時期不同，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改變了舊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區分。以往，第三世界是第一世界的他者，存在於第一世界的外部，但現今，以資本的全球流動與積累為唯一目的新自由主義卻是迅速在所有國家的內部創造出了第三世界。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更是如此，不管是西方的本格資本主義或帶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都一樣，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底下處處都是不斷增生堆積的散沙。往日鄂蘭所關心的，那些不見容於民族─國家，而被狹隘的民族─國家意識型態所懲罰、驅逐在外的難民或無國籍者，已經不再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症狀，在新的權力關係底下，流亡於國族內部的被迫遷者取代了無國籍者，成為在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機制下不斷產出的社會殘餘，不法侵害的受害者。因此，在這個脈絡下，318的佔領行動或可視之為對於迫遷的回應：你逼我走我偏不走，故我以佔領抵制迫遷，以不動來抗衡受迫的移動。但作為「釘子戶」的策略變種的佔領行動，並非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行為，而是在權力不對等的差序格局無法改變的現狀下，弱勢方借力使力，以「無力」、以「不動」來為自己的權力增能，據以對抗新自由主義國家強行將被統治者「散沙化」的暴力行徑。
同時，作為全球反迫遷運動的一環，318立法院佔領行動也直接指向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內部弔詭。新自由主義的101常常這樣教導我們，在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機制底下，強調全球資本流通的經濟邏輯不時凌駕在民主體制之上，治理取代統治的結果，導致國家對於整個社會的調控力不斷萎縮。這樣的說法其實有些似是而非，頂多只是說對了一半而已。確實，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經濟邏輯此一無上律令的面前，民族國家通常只能不斷自我設限自廢武功，特別在面對一些「超國家組織」時——像是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或是或者是跟這次學運息息相關的WTO——位屬較低位階的國家總是很難有言聽計從以外的選項。在2001年臺灣加入WTO之後，「根據WTO的規範…」就是常常掛在行政官員嘴邊以做為政策根據的發語詞，民主機制遭受全球經濟邏輯的侵蝕由此可見一斑。但在另一方面，雖然國家的政治理性不斷受到超國家組織的箝制，在面對自身社會時，為了回應全球資本流通的要求，國家經常擱置民主機制企圖便宜行事，因而在凌駕民主的治理模式上，形成一種對外軟弱、對內強硬的內在緊張關係。在這次的反服貿事件中最受批判的「行政權獨大」、立法權淪喪等現象，幾乎是新自由主義式治理的必然惡果。
因此，面對國會的自我閹割與民主體制的淪喪，318的立法院佔領行動形同以「二次中斷」國會運作的手段，針對新自由主義式治理的內在弔詭，對內對外兩面開戰：對外質疑在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無上律令下對於中國過度的經濟依賴，對內則是挑戰行政權獨大的「準戒嚴」的狀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佔領國會行動不單單只是全球反迫遷運動的一環，同時也揭露了一個具有臺灣脈絡的新自由主義內核。解嚴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國的主權慾望，與解嚴後對中國可能形成的過度經濟依賴，在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下的臺灣產生了跨時空的嫁接。在區域經濟整合慾望的強襲下，臺灣不僅出現了全球皆然的散沙化現象，與其他資本發達國家不同的是，「外荏內厲」的新自由主義式治理，一方面引發依賴中國的擔憂，一方面也喚起對於戒嚴的回憶，而不管是擔憂還是回憶，這兩股在時間向度上反方向運動的情感力量，都在在與臺灣對中國的依賴與慾望相關。在這種「具備臺灣特色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下，無怪乎「中國因素」會是這場運動的爭論核心。就我的觀察，許多左翼的言論對於318學運過度放大「中國因素」的言論傾向非常不以為然，認為類似對中國天朝主義的擔憂與批判，大抵根源於臺灣國族主義的主權慾望，完全是內化了民族─國家意識型態，奉西方現代化教條為規臬的結果。雖然不曾明說，這類的左翼批評對於學運在歷史脈絡中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我猜，他們並不是順著「具備臺灣特色的新自由主義」這個脈絡來思考、定位學運，而是把整場運動跟2008年以來各個帶有強烈「反中、仇中」色彩的學生運動劃入同一個右翼系譜，收攏到同一個運動歷史脈絡裡去。從2008野草莓，到2012年反媒體壟斷，最後到2014太陽花學運，反陳雲林、反旺中、反服貿，只要是與中國有關，臺灣的學生無所不反。諸如此類的批評，大致都是認為學運的主流話語都是建立在反中的基礎上，只會小鼻子小眼睛地在民族─國家的西方論述框架內打轉，無法跳脫開來著眼於一個更大的結構，洞悉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架構才是所有問題（包含「仇中」的意識）的根源。西方才是問題所在，中國只是替罪羔羊——這類的提醒背後其實沒有什麼太過高明的理論預設，充其量只是冷戰邏輯的翻轉與延續，讓人誤以為只要從結構性的角度著眼就可以驅離「中國因素」這個右翼心魔。從上面簡單討論的角度來看，我們會發現狀況剛好完全相反：反而是在洞悉了新自由主義「外荏內厲」的治理技術之後，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因素」根本就是「具備臺灣脈絡的新自由主義」的衍生物，必須要正面對待，而不是簡單把它視為臺灣主權慾望所投射出來的幻象，是個充滿歧視性與仇恨意識的假問題而不屑一談。
以上我簡單的分析，主要是試圖將318學運放置在一個比較妥貼的脈絡中，希望藉此對學運可以提出一個在理論上更為持平的對待。我想待會我們幾位與談人應該都會從各自的脈絡來談他們所見、所聞、所思、所致力投入的學運，我以上的概略分析只是觀點之一，並沒有為整場論壇定調的企圖。好，我想我不能再無限制地擴張主持人的特權，我們現在就先請輔大的謝碩元和台大的許瑞發（化名），依序為我們分享他們在學運現場的田野經驗和反思。
謝碩元：
大家好，我叫謝碩元，台大社會系畢業，現在在輔大心理所念書。然後今天我的分享是以現場的觀察為主，因為我在現場幾乎24天除了3天累倒在家裡之外，其實都有去。我比較注重的會是在場外，因為場內我只有進去第一天，後來就出來了，我就是試著講一些我在那邊做什麼事，然後我看到什麼事情，之後未來還有什麼可行性，今天大概就這樣簡短地講一下。
我用時間序列稍微講過來，第一天的時候，我在家裡看到新聞，我的朋友有的衝到立法院議場裡面去了，然後我就跟朋友去那邊繞，繞著繞著看到外面的人其實很徬徨失措，他們到了現場之後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想進議場也進不去，因為警察都已經擋住了。我和朋友就在那邊繞，發現了有一道圍牆，然後不知道誰放一道梯子在那裡，我們發現這一條路可以走，就從梯子翻了進去。結果一進去發現沒有警察在管，而且像沒有任何公權力的地方，你要去哪就去哪。結果走啊走啊，非常輕鬆的進到議場裡面去。在這過程中，當然第一天在那個議會裡面的感覺很特別，那個時候權力什麼的其實都還沒有出現，然後另外在那個裡面的感覺是，因為進去的人沒辦法控管所以什麼人都有，有團體的啦、有些不知道是誰的學生…等等。後來漸漸的我發現說，其實一開始黑島青他們發動這個活動的定調好像比較偏向某種快閃，就是說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在內部並沒有談得很仔細，所以一切的開始我會覺得像是一場意外，整個活動其實是走一步，然後看一步怎麼做這樣。我第一天在裡面也發現一件事情，也就是說跟幾個朋友在裡面喝酒，然後被照片拍到，那個人其中一個人就是我，那個…很好笑。那個時候的感受是說，在議場裡面很多人過來跟我建議可不可以把照片刪掉，坦白講是有一點奇怪，就是我一樣的參與這個運動，然後我一樣幫大家擋警察，然後而且還擋得很有力，可是從那時開始覺得這運動好像有某種價值觀在外面跑，所以後來第二天我就出來了。
然後第二天其實大家都很焦慮，這運動當中大家都想說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第一天有進來，幾個來議場看到我們在喝酒好像很好玩，自己也買酒進來給我們喝，大概十幾二十個人左右。全部出來之後，後來大家開始說我們要在旁邊揪一個團體看看我們能做些什麼事情，在那個當下的感受是立法院外其實已經水洩不通了，幾乎是一團混亂。因為場內跟場外後來是沒有連結的，連場外的糾察隊都是自發性的，甚至到後來還有聽說，因為有些糾察隊太過和平理性，然後一直要拉那個醫療通道，甚至管東管西，就有一群玩滑板的朋友他們直接跟糾察隊嗆聲說你們管屁啊，接著把整個糾察隊搶下來。可是那個場外是很有趣的，講比較前面幾天的時候，那個狀態是場外全部水洩不通，然後醫療通道什麼都拉起來，整個空間的規束對身體的規範那種秩序感是很強烈的，右邊和左邊怎麼走都有一定的規則。因為場中間有醫療通道，所以從馬路的這一側到那一側要繞這邊大一圈過來，其實對這個安排很多人很不滿，還有加上當時因為很多人那時主張和平理性，但是也有很多想要衝的人，當時大家都想要做一些什麼事，也不一定就是衝，有很多人第一次從事這個運動，帶了很大的熱情過來，當然會很想要為這運動盡一分力。卻發現整個議場內的感覺好像是基於某種人際關係，譬如今天我不認識你，你就不能進來；今天我認識你，跟你談一下，那我可以進來。很多人都看到了這個狀況，但是判斷標準是什麼，很多人使不上力，所以在場外很焦慮，但在場外也只能坐在台下聽很多人演講，那個感覺其實我覺得是疏離的，到後來我也都有看到這種情形。我發現這種情形想要改善，就找幾位第一天參與學運二十幾位比較熟的朋友，回去一起找朋友再來參與。結果到了第二天變成一百個，然後到了第三天變成兩百個，有兩百個朋友後來一起在華山後面的草坪上開會，其實是很多人想要做些事情的。因為兩百人太多，我們現場把大家分成好多個團體，然後大家各自來想能做什麼事，後來也都有做些事出來。
隨著時間到了行政院那一天，其實那一天會如此激烈，跟這個也有關係，大家在場外其實都很想出一份力，可是卻又不知道做什麼事才好。這時突然消息傳過來說行政院被攻佔了，大家很震撼，就是說第一時間不會去想這個活動是什麼，這個活動到底訴求是什麼，或是說行政院到底是誰在指使的，這些其實大家都沒有仔細想。我第一時間本來跟幾個朋友在立法院三樓裡面守著，結果從立法院三樓裡面出來，然後跟著群眾過去算是很早進去，因為我們算是很早知道消息，一進去那氣氛是興奮的，大概在晚上八點或九點。第一批人進去的時候，那個時候我也進入行政院，我可以直接講，因為行政院裡面警察很少，我也沒意料到竟然少成這樣子，可能一群人衝進去，裡面警察大約三個或四個人。那個時候真的見到警察，有一種強烈的怨恨感，有些警察在旁邊，因為他們根本沒辦法處理這些事情，最後大家也都看到很多人被警察打成那個樣子，場外的氣氛我覺得是大家越來越悲觀，然後回家的回家，覺得使不上力得使不上力。所以行政院過後我發現其實很多人會重新思考，我在行動上可以怎麼進行，像我本身就是跟幾個朋友弄了一個賤民解放區，我們都一直在想說我們能做些什麼事，你就發現說整個場外漸漸得開始一個一個分工，實際上也不是分工，而是一個一個團體開始漸漸形成。譬如說在賤民區對面有一個親子共學聯盟，他們是媽媽還有爸爸帶小孩在那邊搭帳篷，弄得很可愛，然後帳篷中間還有一些小玩具車、積木讓小孩子在帳篷中間玩，帳篷裡面就看到媽媽在，他搭的結構像是一個小社區，然後帳篷很可愛這樣子。可是旁邊又是我們賤民區，賤民區的特色是我們很吵，常常吵到半夜，彈吉他的彈吉他，唱歌的唱歌，然後我們也有辦一個人民論壇請全國關廠工人，一些公益團體進來，他們移植一些經驗，然後帶學生，帶著現場很多人在現場做一些對話交流。
有了這些對話之後，交流是雙向的。現場的行動者開始覺得我可以在這裡面講出想講的話，不用坐在台下聽學者或教授講話，在台下我可以跟我的夥伴們熟或認識不認識的，所以因此也認識了很多上班族，或者是一些從中南部上來的一些奇怪的大哥、奇怪的工程師…什麼樣的人都有。剛剛提到這個定調不該只是「學運」，我完全認同，在外場的確大部分都不是學生，然後大家反而覺得說因為我不是學生所以我來支持學生就好，會陷入一種焦慮，我這個職業我這個身份能夠做什麼事情，很多人有這樣的焦慮。那個時候因為賤民區很吵，所以常吵到半夜，親子共學聯盟便在Facebook上發了聲明書，批判說賤民區很吵，沒有顧慮到他們的感受。後來他們還掛了很長很長的布條，請賤民區的哥哥姐姐們守護我們的睡眠，其實這樣的表達我個人覺得還蠻可愛的，看到之後發現原來我們這麼吵，影響到好鄰居，其實我們內部也有批判的聲音，要反省檢討自己。後來我們也寫了一份聲明書回應，我們先跟他們談過，很不好意思吵到你們，兩邊有點對話交流之後，對於彼此的不信任感其實會放下，談過之後感覺非常好。因為我們很吵，然後加上我們的人又不受控制，所以我們決定整個又往旁邊稍微移一些，讓狀況改善。我舉這例子是強調，在這個外場的時候可以看見公民社會團體之間的實驗，以及團體間的交流，或是在場人們的互相扶持、互相看見。雖然也有吵架，吵架的結果通常不會太難堪，所以我覺得在外場繞其實會發現還有很多奇怪的現象。例如有一個團體叫ENT，一群動保志工負責維持秩序，還有很多像青島東路和林森南路8巷那邊也是，已經默默的形成一個團體，雖然互不相識，到現場來就會有東西出現。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濟南路守著的一個團體，剛剛提到有一群玩滑板的人把糾察隊直接趕走，代替他們維持秩序。其實我會覺得先都不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建議反而是要去看有這麼多各式各樣的團體進來，然後大家因為反黑箱服貿激起了滿腔熱血，我在那邊認識好多朋友大家都思考說之後可以怎麼做，自己在私底下串連，很多人抱著很強烈的意識可能是第一次參加，也可能是有些經驗的，不斷地在想說之後可以做什麼。在整個運動過程中，有好多人寄信過來問我說他們做什麼，或者說想到一些行動，內容有些是很嚴重的，例如說他們說想要去攻佔哪裡，或者譬如警備車來的話，他們要用肉身去擋警備車，很多很激進的做法。那其實我都跟他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力量，我們現在都是一盤散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怎麼樣如果要犧牲的話，怎麼樣不讓犧牲所換來的代價太大。所以其實像有一些朋友要組圖書會，還有一些朋友開始在想，譬如說「割闌尾行動」，種種諸如此類，開始很多事情已經在進行。所以我覺得這場運動對我來說，最大的意義其實在於勾起了很多人去重新想事情，然後怎麼重新組織，甚至是怎麼互相看見彼此在做的事情，然後互相做一個策略性的聯盟，或者是形成一個很大的團體，我覺得就是這樣讓之後的可能性擴大。
算是總整理，議場裡面後來有什麼五虎將，陳為廷林飛帆那些的，其實他們我算有一點認識，有幾個都蠻熟。議場內做些什麼事其實我不知道，因為我也不在場，有些人會說他們是黑箱，會說他們也是權力集中，關係很複雜，又不讓群眾接觸。一開始我對這件事情也很生氣，我也寫過一些文章罵裡面的人。可是後來事後去想，我覺得裡面的組織架構某種程度上也是沒有結構的，他們沒有一個嚴謹的結構，甚至說沒有太大的紀律，一切跟外場一樣，只是在裡面那廿四天慢慢協調，慢慢成型的，所以他在現場形成一種很臨時的組織，動機是可不可以讓大家分到一些工作，可是這樣情況就會成為裡面的工作會議整天都要處理庶務，就是說今天誰做了什麼事，然後來跟上面交代，然後要跟誰，分工怎麼做，還有誰對誰不爽，這種東西在一個工作會議上，他們平均花五、六個小時在處理工作細項，跟誰對誰不爽這種對話交流上，所以那整個決策的方式變成說無法在大會上解決，裡面給的說法是這樣子。那當然場外對這件事有一點不解，也就是怎麼會把事情做成這樣子，可事後我會覺得其實直接對人的批判，其實現在來做的話無助於理解，譬如說大家很喜歡講陳為廷或是林飛帆，可是我後來去想，他們被推上那個位子其實也是很多媒體跟他們過去那些人際網絡的連結，造成他們不知不覺到這個位子，上不去也下不來。那如果下一場運動能夠避免這種情況的話，其實可以怎麼做，這是我這幾天一直在想的。不過有一件事情我要講的，其實要回到一個我們出發點跟他們一樣、地位平等的一個交流，我們先把自己的籌碼建立好，我們有什麼訴求，我們做了什麼事，這樣的討論才可以重新信任彼此。所以那個時候五虎將其中幾個朋友出來聊過之後，會發現他們在權力中心的感覺其實也非常不好受，他們會覺得在裡面做了那麼多事情，為什麼外面還會這樣罵我們，裡面也做了很多辛苦的事情可是沒有被看見，這到底為什麼。甚至我會發現場外跟場內的對話是斷裂的，他們不知場外的氣勢那麼高，場外的人經歷什麼也不知道，同樣的，議場內經歷了什麼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兩邊都不知道的狀況下，這個對話是不成立的。所以我最後做一個小總結，其實只要從現在開始重新再去認識彼此，了解彼此，然後在可以重新開始時去想能做什事情，這大概是我的分享。
許瑞發（化名）：
我是許瑞發（化名），我跟雞哥（碩元）差不多，我是第一天就去了，然後我在外面立法院圍著的（笑）。接下來我每天都有去，但是我其實在裡面做的事情我等一下會介紹我在做什麼。其實基本上也跟碩元一樣，我在外場，然後有意識、無意識的一直在想這次運動，自己的位置在哪裡。不過一開始我很想講，我可以了解這次學運的脈絡是什麼，這我可以理解也很尊重，我想講的是，大家去現場的時候，其實仔細想：每一天場上有多少個便當、飲料、水、雨傘、尿布、衛生棉，然後帳篷，各式各樣的物資，包括流動廁所，不斷地進入場內，就要意識到這些都有人出錢。而出錢的人是誰？他們幾乎在運動的最後都不會被看見。那些人是誰？很多都不是學生，或是說他們剛出社會，或是年紀已經六、七十歲的人。這些人常有的想像是：這是學生的場，所以我們不該進來。但是，更重要的真相是，沒有他們，這場早就垮掉了。事實上，我完全同意碩元所說，尤其我們到行政院事件過後，自己也有一些反省，我還注意到一件事情：我們在場上不斷認識各式各樣的人，也許是平常都不會想交談的人。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現到，其實場上十個裡面，應該有六、七個不是學生，大家不斷地讓這個抗爭可以延續下去。
所以我一開始想先簡單講我一個想法：對我來講，它從來不是學運，你要說公民抗爭也好，說社會抗爭也好。我比較喜歡用社會那個字，它充滿異質性，我們或許互相看到，或許不用看得到，但我們一起存在，然後在這次的因緣際會下聚集在一起。我要講的是，我之前一直努力想在兩種語言間找一個可以對話的橋樑。一個就是現場親身經驗，但是這個論壇本身有些宗旨，那我試著盡量去做一些中介的角色。那我今天只想談兩件事情，第一個就是說，利用我自己的看法，幫這個運動形成的過程還有一些事件軌跡，做一些基本定調。剛剛碩元有做一些定調了，基本上跟我的看法類似，那我把它再補充詳細一點，當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第二件事情就是回應到這個論壇一開始的宗旨，主體歷經這個運動過後，主體形塑或經過的過程。用白話來講就是，這次抗爭過後，參與這抗爭的人，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不一樣的人」。這「不一樣」意味著什麼？這抗爭對每個人帶來的東西是什麼？我記得那天林飛帆他們出來決定散場，那天我在外場，他們一直覺得外場的人不接受他們要退場。其中一個所謂「決策圈」的人打電話給我說：「怎麼辦？」我說：「你自己跟大家講。（笑）」，我記得要宣布的時候，我跟輔大社會的一群朋友，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情形。如果有去現場，會看到有朋友在那邊組織非暴力抗爭的訓練，那個發想一開始在行政院之前。行政院之後，他打擊很大，就交給了一群裡面像是在莫拉克風災北部救災的一個團體，那些負責物資救災的年輕人，慢慢組成一個很有趣的、很妙的、我很懷念的小廣場。那時候宣布散場的時候，我看到很多大一、大二的學弟妹，和第一次參加抗爭的人群，眼睛就紅了（笑）。那時我在想，要怎麼鼓勵他們呢？我告訴他們說，反正這次抗爭爭奪下給你什麼，你就變什麼樣的大人。那這邊留下的東西是什麼，不是在那一天那一個時刻，他們說要退場的時候決定的；而是以後要花很久的時間，去確認它到底留給你什麼。所以基本上就兩點，一個是你怎麼理解這個事情的過程；第二件事情是，人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變成什麼不同的樣子，有可能嗎？那可能是什麼？
第一點我簡單講一下就好，其實我也會把這個東西的開端，某種印象訂在2008年。當然我訂這個有原因在，因為事實上2008年就是所謂「野草莓學運」，那時候開始形成了一些學生，或是社會青年，互相來往的人際網絡。而這個人際網絡在臺灣眾多的抗爭中某些一直綿延下來，然後變成這一次抗爭中，最早發起的。其實他們是有他們的條件跟侷限，如果2008年大家曾經有去過中正廟前面的廣場，就可以知道那時候，光是訂那個很鳥的名稱「野草莓」，它其實不斷追溯的記憶是「野百合」。可是他們對於野百合是想要抱持一種反省的態度。野百合對於2008年的年輕人來講，它最大的一個負面後果是，好像養成了一批明星。但這些明星在從政之後，不見得表現得盡如其意，或是根本的正當性喪失了。所以2008年野草莓那時候，一直採取一個很奇怪的警覺，就是「我們不要養成任何的學術明星，或者是運動明星。」所以呢，沒有領導者，沒有代言人，沒有人可以對外發言的時候聲稱「我代表這個運動」。場上採取了一種──真是奇怪的決策模式──就是只要場上的人來，每天晚上要開會的時候，所有人都有表決的意見、所有人都可以發言，然後最後的決策一定要所有人都同意才可以接受。這個超恐怖，是凌駕暴政的經典。表面上每個人都有開放、接近的權利，但你知道實際上表決的時候意見不同，私底下有很多運作：比方晚上要表決了，A，他人際網絡中的朋友趕快揪人來投票。B跟C，或是有一種──不要講那麼複雜，開會大家開過吧？開會真的有夠囉嗦的，開到快要結束的那一小時，忽然有人跳進來說：我有不同看法。然後呢，又跟鬼打牆一樣，無止盡的輪迴，就是這樣重新開，那就沒有效率啦！所以這中間歷經了很多大小抗爭，這些參與過2008年的人，他們在廣場上被擺了兩個月，然後冷處理。然後散掉的那時候宣布轉回校園，轉回校園之後，很多依舊持續參與大大小小的運動，這次大概就是這些人再次的匯聚在同一塊現場中。
就這次重新開始運動，我完全同意碩元講的，一開始是個偶然。就是確實那些主導者想要快閃，結果快閃進去之後，我還記得當天九點多、十點多、十一點多，我們這些其實大部分認識的朋友就收到，我收到四封簡訊：「要不要來立法院幫忙？」然後我就衝去了，衝去之後，我還記得第一天的氣氛，那是我很懷念的，大家現場就是問說：「哇，阿現在警察在哪邊，要堵哪裡（臺語）？警察有多少人？」那個氣氛到第二天中午完全消失了──幾乎我在場上開始看，很多都是我認識的朋友，大家都想要圍住立法院外面──裡面的人其實是有點想出來的。他們預期應該是：「應該會抬出來吧？」可是呢，外面的氣氛卻是：「我們要保住裡面！」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一直講說：「只要到天亮就得救了！天亮消息傳開來就會有大批人湧入了！」，我必須講那是個偶然，第二天晚上來了一萬五千人，我自己都嚇到了。就是：「哇，怎麼那麼多人？」我還想都沒想到。大概其實都在這個預期中進展，那第三天人更多，那時候有人估兩到三萬。不論是一萬或兩萬到三萬，可以說真的是大部分人沒想到會來這麼多人。這東西構成運動第一個禮拜一個很重要的基調，就是「其實裡面的人不太確定外場的人是誰」。那後來我一直到行政院之後，我到廣場中跟各式各樣的參與者聊天，發現到：有些人真的是第一次上街頭，其實很多。然後還有一種就是去年洪仲丘事件之後，第一次上街頭的公民。其實大家對運動是什麼、該怎麼做、秩序是什麼的想像，是不盡相同的。但是第一天晚上，打進立法院之後，立法院裡有一部份的學生，然後警察圍一圈，然後外面又一群來聲援的民眾，那個情況很奇怪，可能是警察也清不到裡面，然後他們也退不掉。然後就形成了三層的關係，那其實裡面跟外面的互動是有限的，這東西構成了很多後來我覺得很有趣的軌跡。
我剛剛講從「野百合」到「野草莓」的重點是，這次運動中如果大家以前稍微比較常參與運動，會注意到一個現象：第一週，我們幾乎對於一個所謂的核心的決策，無論那個核心是不是高度結構化的，幾乎都採取著完全配合的態度。那個是在行政院事件後讓我們深深反省的一件事，那時真的是裡面講什麼我們就做什麼，我第一週參與做的事情，我自己都覺得：「哇，我居然會這樣！」。其實從第一天，到323行政院中間，這一個禮拜是一個很微妙的氣氛。第一天晚上我們去包圍立法院外面，那時候是一群人，沒有被警察趕走；第二天、第三天之後場上整個變到，哇，這麼多人出來，有封鎖線、有醫療通道、有各種線拉出來，還有烤鴨。坦白說我的心情超不爽，我的心情是：「靠，這不就變嘉年華了嗎？那變嘉年華的話我們怎麼可能去抗爭？警察來要怎麼辦？」，我坦承我其實很幼稚，我心中充滿著怒火，第三天的時候我心裡想：當裡面出現烤鴨的時候，我就不回現場去了，我就每天顧睡袋。可是後來我心想，那時候的狀態是，我記得社科院很多人都說：糾察隊有問題，糾察隊怎麼那麼順服，還跟警察說謝謝，還要跟警察換班，這是不可原諒的，應該是要把他們耗盡之後我們才開始打通。那時候我們的想法，你要說戰鬥派或鷹派都好，那時候在場上的人，我必須坦承我的心態是「看不起」。我會覺得你們根本就不懂什麼是運動，那時候我很幼稚，那種幼稚在第一週我卻完全意識不到，然後場上吃東西吃這麼多，和樂融融，還有人唱歌，在搞什麼啊？運動到一半！那個氣氛到後來越變越緊張。
所以行政院事件發生的前三天，出現了一件事情：有人要把糾察隊全部換掉，懷疑那些糾察隊要不就是1985，要不就是1985化。有人還做了一個譬喻，後面那個1985化就是說其實1985是一種病毒，它假裝一陣子是病毒，然後感染了之後你就會完全照行政院模式走，趕都趕不掉。後來裡面的人又跟我講說那個是特務滲透，還有人跟我說是竹聯幫，反正會聽到各種聲音。我簡單講一下那本質是什麼事情，其實議場裡的人跟後勤中心的，在運動中過去是比較多本來就已相識的人，所以聯繫信任和情感認同是比較高的。對於外場這些來聲援者，在那時候，這些人眼光來看，曾經覺得是陌生不可置信、甚至是懷疑的。尤其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到第三天還第四天，二樓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裡面有搜出狼牙棒跟電擊棒，然後是被人放進去的。那時候議場二樓裡面很緊張，就覺得我們被滲透了，所以決定要清掃可疑的人。那時候我跟他們的對話是「你們要不要進來？」因為我們在他們眼中是認識的、所以是可信的人。他會覺得要清掉二樓可疑的人，那清掉的過程你現在回頭看，你清掉的不會是幫派份子吧，或是或許有，那大部分只是你不認識的人。那個東西其實一直在裂開。就到行政院那天，行政院那是怎麼發生的，我現在也沒辦法多講，他們裡面很複雜，很多人都有涉入。但無論如何，進行政院的時候確實我們的心情都跟碩元一樣，那時候運動已經到一個禮拜了，都希望能有一些升高溫度的行動。聽到消息後，我就趕到現場，當時我就想，那我不需要去前門，我就去後門了，我在北平東路。
其實後來很慘啦，因為很多人九點多就撤走了，我在北平東路等到鎮暴警察，然後鎮暴車來，然後霹靂小組也來了。那時候我就想：「哇，怎麼都沒有指示？」那時候我看到九台警備車了，那我們請人支援，20個人，來不及了。現場糾察隊跟我們說：「要撤了，不然會完蛋。」但是要往哪邊撤，也沒有一致的指示。然後12點05分開始帶我們離開，我記得那個就是我的噩夢吧，在場上其實…我講真的我一點也不怕警察，可是我知道身邊的人有抱狗去的，有背背包去的，而且警察是整個動手…我覺得你打我們這種就算了，那些人是完全沒有「要跟你做什麼事情」的心理準備。他們是口袋戰術，從天津街、林森之間把北平東路切成很多塊。像我前幾天找到一個政大的年輕人，社會系的，他那時候是坐在地上手勾手，就是像前幾天現場的人。他們一個個被警察架走之後，他在天津街喔，他不是在行政院裡面喔！他是最後兩個人，他那時候想跑，他覺得不妙，警察把他拖回來，然後將自己的警證全部轉過來，就朝人群打。後來他手骨斷掉了，昏迷了兩天，他同學為了要救他，後腦勺被打一棍，兩個人都住院了。現在一個人是想要跟警察提告，可是大概告不成。因為光碟不給我們，錄影帶也不給。那我要講那時候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還不是暴力，而是「完全失去控制」。我記得我在現場，我跟好幾個朋友都遇到一樣的狀況，就是我們不是任何幹部，可是我們跟大家說：「現在這是鎮暴警察，坐下來沒有用，就走，走不是罪過！走不是拋棄別人，你留在這邊反而拖累別人。」，可是沒有人會聽我們的話。
之後，我怒了一天，然後很沮喪，你知道那種一直憤怒是很累的，聽到認識的人被打、不認識的人被打，然後誰怎麼樣、誰怎麼樣了，多少人上警備車。而且你們知道我覺得最恐怖是第二天324看新聞直播，最後那些對付鎮暴水車，或被打的人，幾乎都是我們不認識的人，就是第一次上街頭的人。他們幾乎彷彿用了吃奶般的力氣，卻又不知所措，去對抗那些…你看很多人是用腹部對著鎮暴水車的，一般我們是鎮暴水車來用背部啊，然後盡量地抱著，因為水車就像用拳頭打下去一樣。所以你看遇到水車受傷的人，我們在查是四點多之後水車來，但是他是用水車來對付一般民眾，這些民眾是沒有要跟你幹什麼的，一個武器都沒有。那時候憤怒到後來開始想，那到底我犯了什麼錯，那是很大的一個自我轉變過程。結果發現我怎麼那麼服從這些指示的人啊？這跟2008年我跟我同學在場上，每天在吵那個「參與直接民主」，然後爭論不休，為什麼我們這次變那麼服從？講到我朋友我就會想到，他那時候跟我講的是，你對任何指令都不假思索，不去懷疑它的正當性，不去懷疑它的倫理問題，然後點點點…所以場上後來形成了很多很有趣、很有趣的場室，包括賤民解放區。其實那個賤民解放區還沒形成前，我跟一個朋友一起憤怒了一個晚上。他後來說我們就各自去試試看，反正後來他跑到賤民解放區去，我做其他的事。那場上開始有各式各樣的嘗試，像後來我在做的事情就是，邀請一些朋友來參與，他們就是那種完全沒有參與過抗爭的，就是初心者，而且也不是什麼社會人文科學的，不會講理論的東西。可是在場上呢，那時候我也鼓勵大家，其實這時候才會發現到一件事：這廣場多難得。這個外場，你們想想看，我在臺北長大的，三十多年來，臺北市每天通勤，早上路上擦肩而過的人，是數以千萬計的。但我們之中，會講話的有幾個？很難欸，除了買賣東西之外，你要多說兩句都很怪，但卻讓我們坐在這邊。那後來運動結束後，我們還是不認識彼此，那多可惜？
在場上真的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空間，我現在最懷念的是那個廣場，裡面有充電區，有泡麵區，有各式各樣的區。我們有一天還是一樣像以前一樣習慣在馬路上睡覺，是在沒有人的馬路上睡覺，還有人拿被子來給我蓋，還有蚊香。我要說的是那種，我們其實不太一樣，可是會關心彼此。在臺北我長大這麼久，我真覺得這是夢幻。我最後要講的是說，我在想其實小說或是敘事，有時候比起社會科學的分析，更能讓我們看見某些一些應該看見但看不見的東西。比方如果是後來要寫個小說，去寫這段抗爭的經歷，也許可以挑飛帆或是為廷那種主角。你可以看到的是一個，他們也許很多掙扎、很多努力，很多自己可以掌握的因素，也有不能掌握的因素，然後上台講話。明明跟你們講的時候是很有力的，可是心裡其實很多不確定感，然後到最後黯然下台接受司法的調查，不斷的抗爭歷程，這是一個故事。但就像大家回去現場，鎮江街、糾察站、公廁，這其實是我在場上遇到，覺得印象最深刻的一群人。他們全部是幫派為主，而且後來我們聊了很多。我第一天遇到的時候，那個帶頭的，他手邊的小弟在那邊很熱情的買了便當回來然後說：「你們拿去給學生們吃」。然後他們就在公廁邊做垃圾分類、收垃圾、維護秩序。那天正好是下雨吧，抗爭第一天下雨，我還記得我們剛聊天的時候雨就下下來了。我知道很多學生坐在地上那個瓦楞紙板，他們就開始去旁邊收瓦楞紙板，他就跟我說句話：「你們學生是最純潔的，不要給媒體拍到，媒體最會扭曲你們。」那天他就跟我講了很多話，比方說：「我相信太陽餅不是你們吃的。」「我相信行政院的窗戶不是你們打的。」他都講臺語，他說：「我說正經的，會用暴力的是我們，我們平常是做討債還有圍事的。」他說：「你們學生是不會用的，所以我們才必須要來啊。」可是，你知道一開始好像會有那種：「哇，你們也來幫忙，我們都是一份子。」後來發覺說很可怕的東西在裡面，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們用他們來寫一本小說、寫一個敘事，你們會發現，他們的太陽花，或是318抗爭的經驗，空間上幾乎就是在那個廁所邊的、樓下的，那一角而已。然後他後面鋪了很多棉被，給中南部來的翹家小孩，那不是來參加抗爭的，他們就收容他們在那邊睡覺。我還記得有一個14歲的小女生，她說她爸爸打她，從安平跑上來。然後那些大哥都說：「妳放心啦（臺語），在這邊睡沒有人會動妳的，我們會保護妳。吃的都弄好了。」後來我跟他們小弟聊，他們小弟跟我說他就是這樣進去幫派裡的。其實他們所有的經歷都是在那個角落，沒有鎂光燈、沒有人看見、沒有人記得，然後他跟我說他行政院那天是上面派他進去救人，所以我後來發現，我在北平東路遇到的人，是其中兩個，那時候他也是幫忙疏散的。
你們知道嗎，白狼那一天，其實很受傷耶，他們在第一線，白狼從鎮江街上面來，學生也很怕，所以最後那隊伍有點魔幻，充滿了喜感。那大家之前是怕的，說實話，你不知道竹聯幫會做什麼事，來的時候他們就在第一線幫忙擋。他們說過：「只要你們有事情，我們就是在第一線。」然後學生喊的就是：「退回服貿，捍衛民主。」到最後喊：「要讓黑道滾出去。」結果那幾個小弟就忽然愣一下，他說「欸，老大，是說我們吧？（臺語）」，我覺得這個一點都不好笑，他們倍受傷害，我是笑不出來啦，我覺得他們是受傷了。你懂嗎？這場裡面其實是有些東西很不公平的一直在發生，明明大家一起盡力做這個場，他們甚至自我想像：「我們是不懂政治的，讀書人比較了解（臺語）。」然後，他們是不敢踏進內場的。不是怕，而是不敢。甚至在場上，我第一週最幼稚的批評：「媽的你們這些順民、法西斯，搞那麼多秩序線。」，其實，你必須捍衛那些線的，包括他們，一般被我們視為最邊緣的那群人。
我要講的就是說，同學，如果你們能寫到這些人的經歷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們會反省到我們看運動這件事情，其實充滿著多少，你說自己的主體位置，或是自己本來認識的內在主線也好，幾乎是看不見的東西，除非相遇。所以我們這次說像這次展現的那個主體，主體形成，比方用傅柯的話講，早期他告訴你知識、論述，理性化力量都會使人從這個樣子變成那個樣子。而哈伯馬斯告訴你，系統入侵生活世界是現代的、理性化的力量，公權理性不斷入侵，然後使得每個人都相互孤絕。其實沒有人告訴你，客觀文化對主觀文化的逐漸替代，那都好。第二種傅柯中期會跟你說，空間本身會形塑出人不同的樣子，透過空間而不是語言所承載的權力流動。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們人跟人相遇，不同的人相遇，有時候會讓我們開始意識到：「以他人為鏡」，意識到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