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博士班
楊承豪
對柯慈來說，書寫本身就是見證，書寫的倫理性根植於見證歷史中被遺忘的他者和被遺忘的記憶。在《耶穌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Jesus）中，我們見證了一個本質上的遺忘──在一個近乎烏托邦式的社會中，充斥著完全的失落；人們沒有歷史，沒有記憶，沒有過去，大家一味地說服自己和剛來到這個國度的人要放棄過去，因為那是沒有意義的，只能夠展望未來，因為那才有希望。這個場景映照著後種族隔離的南非社會中所承受的歷史遺忘的暴力。
為了和之前施行種族隔離的極權政權劃清界線，後種族隔離的民主政府鼓吹「新」和「正常化」的論述，意圖導正國家未來發展的路徑。“新”和“正常化”互為一體，新的南非就是正常化發展的南非，是彩虹國度的國家（the rainbow nation），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包容等的普世價值，而舊的南非就是不正常的南非，一個被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扭曲並弄得片體麟傷的國家，整個社會被衝突和暴力所撕裂。然而，所謂的「新」的以及「正常化」的後種族隔離的南非社會卻不斷遭其歷史鬼魂的纏繞。新的國家建立在和歷史的決裂，並且國家意識凌駕在個人之上：唯有選擇原諒以及和過去割切才能讓國家步上正軌。國家機器更透過「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收編歷史衝突造成個人最無法面對的創傷經驗和記憶。
小說一開始就是大洪水退去般的場景，二個難民Simon和David來到Novilla這個新的國度。這個開場有著高度的象徵意義：大洪水退去，所有的生還者有新的開始，面對斬新的未來。在這個國度生活的人要學新的語言，有新的名字和身份，其至有新的生日。人們對於過往隻支不提，好似他們所跨越的洪水標記著現在與過去的絕對斷裂。小說中更是用“空白的板塊”（blank slate）來代表每個人生命的全新開始，過去是可以被刪除的，在新的國度裡生命經驗也可以是新的。歷史是屬於過去式的，似乎我們對過往死者的債能一筆勾銷，或是一個全新的生命經驗將完全不會受到壓抑在潛意識的創傷記憶所侵擾。
大洪水的意象也被用來描述南非從種族隔離的歷史創傷中重生。推動「真相和解委員會」的卡達‧阿斯摩（Kader Asmal）教授將這個委員會視為具有淨化功能的水壩狂瀉“cathartic dam burst”，能夠洗滌南非的歷史創傷。而「真相和解委員會」的主席杜圖（Desmond Tutu）大主教也將1994年的民主大選視為南非歷史的 “分水嶺＂（15），是新南非的開始。二者都認為「真相和解委員會」是幫助南非從衝突過渡到和平的重要工具。「真相和解委員會」建立在透過發掘歷史真相而達到社會和解的信仰上。他們以為歷史的真相可以完全被揭露，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有權利知道歷史的真相，同時也有原諒的義務。然而「真相和解委員會」被國家機器所挪用，為了發展之名，進行歷史遺忘的工程。
首先「真相和解委員會」將調查的歷史範圍限定在1960年至1990年間，排除1960年之前的族群衝突和更深遠的殖民影響，認為歷史是斷代和可以割切的，這種假設就像1994年民主大選之後“新＂的南非可以完全和過去割斷關係，過去就留在過去，現在是屬於未來的。這種調查歷史的行為幾乎等同於國族失憶症（national amnesia）。「真相和解委員會」在記憶過去的同時，也產生失憶。如果說後種族隔離政府想和之前的極權政權區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二個政權的重疊之處：之前的極權政權用暴力去消弭黑人他者的聲音，後種族隔離政府透過「真相和解委員會」去遺忘歷史的他者。新的民主政權試圖將歷史歸結為檔案保存，使之成為一個封閉性的、可以完全由官方統合的空間。一個充滿衝突、暴力、創傷的歷史已經由官方設置的「真相和解委員會」處理，並歸檔；新的民主政權並向人民傳播國家發展的意識型態：南非已經被歷史的暴力拖累太久，現在應該放下仇恨，將過去留在過去，為了國家將來美好的發展。
然而真相真是真相嗎？還是真相只是在新舊政權利益輸送的條件下官方可以接受的真相而已？是所謂在書寫歷史檔案時所重視的實證真相嗎？和解真是和解嗎？還是用宗教的道德論述去強迫受害者原諒曾迫害他們的人？選擇不原諒的人是不是就貼上標籤，判定為道德上不夠寬恕的人？被視為永遠停留在過去的仇恨，無法往未來看的人？
歷史是不能終結的，歷史是永遠的現在式，並對未來開展的。我們重新思考歷史檔案的同時，也就是在思考檔案的開放性和增補性，檔案的政治學就是要去哀悼被排除而未被書寫的他者，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他者。檔案和歷史的開放性同時象徵著政治的開放性。如果歷史被視為是過去式，是可以割切的，如果檔案的書寫亦被視為一個封閉的空間，我們就無法對過去負責，對被在歷史中被消音的他者負責。這樣面對歷史的方式並不是去記憶過去，反而是遺忘，是一種國族的失憶症。
在小說的結尾，小朋友David上數學課，老師問他1+1+1=?，他答不出來，老師問他一顆蘋果加一顆蘋果加一顆蘋果等於幾顆蘋果，老師預期他會回答三顆蘋果，然而David回答：我只看到一個蘋果和一個蘋果，和另一個蘋果。是否歷史檔案書寫最終都得符合大的國族論述，歸結到一個總合？是否我們在處理歷史記憶時，能不被制式化和實證的價值標準所匡限，而能夠看到記憶最獨一的（the singular）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