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懿仁
在所有見證的敘事中，再現或重述事件的主體一直都是經歷過事件後的生還者。我們依賴著生還者的證言以拼湊或還原真相，不僅因為我們相信曾經「在現場」「見證」了事件發生的生還者理應是最有權力重現事件的人，更因為生還者是唯一僅存尚能以語言「言說」事件之人。然而，在《奧斯維辛的殘餘》（Remnants of Auschwitz）一書中，阿甘本揭露了見證主體的「在場」以及證言敘事本質的內在矛盾。透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例子，阿甘本認為，很多人會形容集中營事件那令人不寒而慄的恐怖是無法以語言道盡的（unsayable），事實上，集中營事件之「不可說」正是因為證言的核心包含著一個空白、裂隙（lacuna）。這個空白不僅挑戰了證言的本質，同時也質疑了見證者的身份以及其證言的可信度。證言的內在核心為何會是一個空白呢？阿甘本直言，正如過去屬於逝者，真正的證言來自於那些見證死亡之人，而從來沒有人能回來描述他的死亡。若真是如此，那麼無法言語的遺體能否被視為『見證者』？沒有語言的證言能否作為證言？如果能，遺體作為見證的意義為何？
本文試圖透過紀實文學作家石井光太以《遺體》一書所記錄的2011年3月11日發生在日本東北部的大海嘯事件，探究「遺體」作為見證主體的意義以及所拓展的倫理意涵，並且重新省思見證者的在場／不在場對於見證敘事所產生的擾動是否能引領劫後餘生的人們重建新的群體。《遺體》以日本的釜石市作為主要的寫作場景，因為釜石這個城鎮沿海一帶的市鎮被海嘯全數摧毀，另一半內陸地區雖倖免於難，活下來的市民必須面對大量出現的遺體，搜尋、搬運、保管過去曾是他們的朋友或親人的遺體。多數在石井筆下那些倖存的生還者都提到，因為地形的緣故，當海嘯發生的時候，他們其實未能真的目睹海嘯侵襲的恐怖現場，只感受到海嘯前搖晃的地震，大量出現的受難的遺體讓生還者真正理解到海嘯所造成的重創並且「終於了解海嘯夾帶多麼驚人的威力襲擊小町。」（38）這些遺體意味著的不僅是「土生土長的小町就這麼徹底的消失了」（68），同時更指陳了這個以漁業為主要生活方式的釜石面臨了一個內向凝聚的群體、一種生活樣貌的死亡，「看到這樣的遺體，小泉心想，大海男兒已經從小町消失了。長年以來從事漁業支撐著釜石發展的男人又少了一個，這樣的失落感令他覺得意氣消沉。」（55）海嘯過後，不僅市區出現了大量遺體，在經過幾天甚至一星期後，海面上也出現了漂浮的遺體，擔任救援行動的日本保安隊員看到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遺體只能想著「儘可能打撈上來，將他們送回家人身邊，雖然對家屬而言，必須面對親人的遺體是件痛苦的事情，但至少勝過永遠行蹤不明的傷痕？」（122）換言之，海嘯後的遺體不僅指向了個體以及群體生與死之間薄弱的界限，「消失」於海嘯中的遺體更直指了真正的見證者已經不只是無法言說的死者，不只是死亡所預示的一種「不在場」的「在場」，更是雙重的空洞，是消失的死亡，是「不在場」的「不在場」。「遺」體的「遺」既是事件後遺留的創傷，也是遺失的死者所造成的「空白」纏繞著生還者的見證。這雙重的空白似乎昭示著既然沒有人能從最貼近事件的死亡內部做見證，那麼證言的內在必然要去思考如何含納不可能的見證，如何回應語言之內非語言的證言（non-language testimony），如何重新思考『在場』與『不在場』的關係與尺度，以及劫後餘生的群體如何在雙重空白的基礎上能夠重生。
如果遺體能夠將我們導引至倫理的辯證，那麼這意味著遺體所見證的並不只是「海嘯」這個事件本身，或者海嘯所造成的重創，無論是實質上或精神上，是多麼的可怕。前者正如德希達在『見證的詩學與政治』（Poetics and Politics of Witnessing）一文中所言，如果我們僅將見證視為是一份證據、資料或新聞報導，那麼這將使得見證喪失其作為見證的價值與地位，而後者則是在藉由美學化事件使見證失去了其倫理意涵及政治性效用。德希達直言，見證不是為了使事件變得更清晰，見證的作用在我們依賴且相信生還者的證言時，讓我們進入了與他/死者之間那不可化約的關係與責任中，遺體的「在場」、甚至是那消失的遺體的「不在場」都透過生還者的證言與讀者對證言無條件的「相信」來回應死者、再現「遺體」。我認為石井的《遺體》除了盡職其紀實文學的角色，同時以生還者的哀悼、葬禮儀式、所有生還者對「遺體」的態度闡述了一個更重要的議題，我們並非藉著證言讓遺體安息，而是透過這證言內部的空白所遺留的痕跡與創傷，如德希達所說的，讓死者永遠「活在」我們之中，見證迫使生還者必須不斷建立與死者的關係，並且持續地內化已然成為全然的他者的死者（interiorizing the other）在劫後餘生的群體中。
誠如阿甘本所言，如果說證言內部是一個空白，我們不應否認或害怕這個空白會使證言失去其見證的效用，相反地，見證的真正價值正來自於它所呈現的這個空白，證言內在這「不可能」被見證卻持續遺留、如鬼魂縈繞的空白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