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碩士班
張琇雯
本篇文章試圖從記憶和見證的角度去探討二戰後被遺忘的一群受害者─滿州國瓦解後殘留在中國的日本人。過去滿州國的相關研究多半侷限在中國方的受害者，例如731部隊的惡行，或是當地農民被欺壓的事實。然而，1945年日本戰敗時，國內為因應原爆和戰後蕭條已分身乏術，當初前往滿州國的日本人並沒有妥善被安置，反而成為夾在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受害者。他們的故事沉眠在滿州洞土中長達半個世紀以上，面對迅速凋零的生還者，我們是否能在歷史洪流下攫取住些什麼?即使是殘餘的微光、破碎的故事或不完整的證言，或許都蘊藏著正在等待的意義。
開章首先概述這段在中國和臺灣都被遺漏的歷史斷頁，同時也是本文欲探討的小說之重要背景。「血色落日」在本文中有三個含意。一、落「日」指出1945年日本戰敗，滿州的日本平民察覺到中國方的仇恨即將排山倒海而來。二、關東軍的先行撤退和棄民行為，導致手無寸鐵的平民遭到蘇聯軍隊的屠殺和血染。另外，紅色的意象帶出小說中共產政權下，主角松本勝男（陸一心）所遭受的非人暴力。三、然而，「血」並不是僅僅指涉過去的歷史創傷而已。本文試圖闡述的血紅更是一種生命力的迸發、一種拒絕封住傷口而試圖去血／寫、去記憶、去展演，一種能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創造對話的潛能。緊接著，既然要闡述被遺忘的受害者，勢必要去分析其何以被消音的原因。本文就政治和媒體的操作，來分別探討滿州棄民在日本、中國和台灣沒有受到重視的原因。各國的媒體操縱著國族意識，然而，這個強化集體記憶的過程卻經常抹煞許多應被關注的悲劇。故，在論述政治媒體的不足後，本文帶入文學的角色。
山崎豐子 （Yamasaki Toyoko）透過訪談倖存者而完成的小說《大地之子》（1994）是探討滿州棄民的經典之作。本文試圖從文學見證的角度來說明該小說對滿州國研究的重要性，並藉由爬梳文學和見證之間的關係來傳達文學作為見證的可能。作為一本小說，其「看」歷史暴行的方法和意義絕對與生還者的證言有所不同。所以，我想先爬梳文學與證言的關係，並引用費爾曼 （Shoshana Felman）和勞柏 （Dori Laub）在《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的一些觀點來說明小說見證的可能性。《大地之子》在生還者急速凋零的世代，究竟對讀者有什麼啟示？本文將援引小說中的人物例子和文學手法來闡述文學作品與讀者之間的羈絆。事實上，文學經常走在所謂的知識之前，本文將以書中真空地帶的危機為例，說明讀者真正去認知、探求知識的過程往往是從文學見證後開始。另外，作為一本小說，《大地之子》的文字也挑戰了任何做出結論或是達成一種透明化知識的企圖。真理不再是單向度向訪談者索求的質問或是單純的歷史反映；相反的，它是透過讀者的介入而相互激撞出來的經驗。
然而，費爾曼 （Shoshana Felman）和勞柏 （Dori Laub）的觀點在強調傾聽的重要性時，似乎還有不夠完善之處。亦即，在說明文學的可能性之後，若匆忙地搭建種種小說的突破，可能會流於過度樂觀的解讀。所以，在強調文學見證的可能性時，還是要去理解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奧斯維辛的殘餘》(Remnants of Auschwitz)所觀察到的、本質上的空闕。在此書中，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認為真正的見證主體是「目睹戈爾貢」的穆斯林（Muselmann）；故證言核心存在必然空闕。唯有去面對根本上的不可能性，文學的可能性才能穩固立基。換句話說，理解不可能後我們才知道我們要追求的真理到底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阿甘本對見證的探究並非陳述生還者的見證或文學的見證都是徒勞無功的；相反的，理解他所說的見證在邏輯和語言上的不可能性更賦予了見證和文學的可能。亦即，在面對根本上的不可能性之後，見證者的證言更加需要被仔細傾聽和紀錄，而文學則有能力去鳴響、去接近那個無止境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