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今（中興大學台文所碩士）
台灣環境紀錄片從1980年代綠色小組的影像紀錄開始，台灣許多導演所拍攝的各地環境運動紀錄片，不僅影像涵蓋了豐富的議題，也展現了多元的拍攝手法和發聲策略。2000年之後的台灣紀錄片更是呈現深度與廣度的視野，尤其是為弱勢發聲的紀錄片，不但產量增加，能深入各項議題，更具有「台灣性」的風格。邱貴芬認為「台灣性」會因不同脈絡的角度論述而有所不同（《後殖民及其外》，但是「台灣性」和庶民、鄉土的連結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她認為鄉土想像經常是召喚台灣性的一種策略，而庶民意象更是構成這個想像最重要的質素。而台灣的環境紀錄片在拍攝的影像中，經常連結到庶民意象與鄉土想像（〈尋找「台灣性」〉）。
2013年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紀錄片，創下上億元新台幣票房，召喚出各種環境保護運動。影像中看到的是千瘡百孔的山區崩塌，聽到的是原住民歌手滄桑嘹亮的歌聲，最後是布農族的小朋友在玉山山頂揮舞著國旗，感動了台灣的成千上萬觀眾。《看見台灣》是非常具有台灣性的紀錄片，導演使用了原住民符號，不禁令人關注到環境破壞對原住民生活的影響。
弔詭的是，《看見台灣》空拍的高山公路與高山部落的環境破壞影像，卻呈現出原住民是環境破壞的受害者。也就是說，原住民元素是台灣符號的表現，如果原住民等同台灣性，照理說台灣性要建構得更豐饒，原住民理應過得更好。然而影片中，呈現出的土地崩塌影像，卻讓人看見原住民反而是受害者，更是環境正義無法平反的弱勢族群。
《看見台灣》上映之後，我們發現「看得見的土地破壞」，在媒體不斷播放效應下，江揆有責成專家學者官員著手處理。而「看不見的土地破壞」，也在新聞媒體專家學者的推波助瀾之下，讓大家都看見了。最令人束手無策的是「視而不見的土地破壞」，很多人都「看見」了土地的傷痕，卻假裝沒看見或視而不見，無非就是Anil Narine所提出的「環境創傷」心態。台灣民眾通常知道環境遭受到嚴重破壞，但是大多時候卻有意無意忽略或是壓抑這個自覺，以便得以持續享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舒適生活模式。在此情況下，環境破壞如同一種「創傷」，是人類企圖壓抑以逃避其痛苦的影響。
《看見台灣》紀錄片呈現了許多看見∕看不見的台灣土地破壞的影像，但是就空拍的視角，卻是「視而不見」台灣的環境創傷。導演雖然運用了原住民的元素，卻也「視而不見」山區原住民的土地創傷。因為在土地破壞的影像中，沒有呈現原因與結果，反而運用了動聽的交響樂和感性的旁白掩蓋，不敢逼視台灣環境的真正問題。根據《看見台灣》高山破壞影像，發現大部分山區居住的居民是台灣原住民，包括排灣族、鄒族、魯凱族、泰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太魯閣族等，影片都拍到山區的土地破壞，卻沒有拍出原住民的真正困境。從空拍的角度沒有看到「人」，沒有看到亞泥背後的主導者，沒有看到後勁溪背後的廠商，當然更沒有看到環境破壞背後的原住民。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清國、日本、中華民國都是殖民者建立的政權，殖民者對原住民最大的傷害就是掠奪原住民的土地。齊柏林導演是位非常熱愛台灣土地的導演，對於台灣的土地創傷也許不忍心去揭露，就用另一種方式去掩蓋，於是《看見台灣》就用感性的旁白與動聽的歌聲置換掉不敢去目睹的真實問題，也就是所謂的「視而不見」。可是，縱然齊導演無法逼近台灣的環境創傷問題，觀影者卻透過紀錄片影像看見了台灣「視而不見」的環境議題。也就是說，即使影片中不願意去目睹真相，用美學「掩蓋」了創傷，卻也更「彰顯」出台灣環境破壞的影像背後的一些視而不見的「真相」。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紀錄片，對台灣環境議題的影響力。就在今年6月，齊柏林搭乘空拍直升機，在拍攝《看見台灣II》的空中勘景途中，於花蓮縣豐濱鄉長虹橋附近山區墜機罹難。在齊柏林過世之後，環境議題再度引起回響，對於亞泥破壞環境的聯署與抗議也逐漸擴大，原住民以「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口號展開關心環境行動。所以，在一個關心台灣環境的導演殞落之後，環境正義似乎才剛開始要啟動。台灣各地紛紛表達哀悼與不捨，總統蔡英文也給予最高的致敬，對於這位熱愛台灣的空拍導演，他用生命在拍攝台灣的土地，《看見台灣》無疑是齊柏林導演對台灣的深情作品，感動了台灣所有關心環境議題的人。
齊導演搏命拍攝的《看見台灣》系列，在台灣的環境創傷之外，又增添了台灣人民的心靈創傷。如果「創傷」的記憶可以昇華，相信齊導演更希望台灣所有人都「看見」了台灣的環境創傷。
引用書目
Narine, Anil ed. Introduction: Eco-Trauma Cinema. Eco-Trauma Cinema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 麥田出版公司，2003〈尋找「台灣性」：「草根性全球化」與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32卷4期(2003年09月:4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