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A BACHNER, THE MARK OF THEORY: INSCRIPTIVE Figures, Poststructuralist Prehistory

林祈佑(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書目資訊:Andrea Bachner, The Mark of Theory: Inscriptive Figures, Poststructuralist Prehistor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ISBN-10: 0823277488; ISBN-13: 978-0823277483, 272pp.

       經過了語言學轉向的二十世紀之後,二十一世紀的當代文化理論對於語言似乎再也無話可說。凱倫‧巴拉德(Karen Barad)在2003年為文反對「再現主義」(representationalism)只是一個例子:當前新物質主義或是思辨實存論的討論之中語言、再現、敘事似乎已不再重要。在這樣的景況之下,以語言、再現維生的文學研究者如何回應這些思潮呢?白安卓(Andrea Bachner)2017年底出版的《理論的記號:銘刻的譬喻‧後結構前史》(The Mark of Theory: Inscriptive Figures, Poststructuralist Prehistory)可以看作一個比較文學學者對於當前理論發展的回應。
      本書是作者2007年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論文的成果之一,關注的焦點在二十世紀文化理論之中對於「銘刻」(inscription)意象的執著──關於銘刻的概念,最具代表性是刺青以及割禮。作者發現,銘刻的概念無處不在,然而目前為止卻仍沒有所謂的「銘刻的理論」(頁)。本書的目的可視為建立一個「銘刻的理論」:在本書緒論中白安卓列出個幾條關於銘刻的原則──而各種對於銘刻性質的討論之中,除了總綱的「銘刻劃出界線」以外,每一條都是由一組矛盾(關於時間、空間、行動等)組成。而為什麼要討論銘刻?因為銘刻「同時切開、再連接符號性[signification]與物質性[materiality]」(頁14)。

       在銘刻概念的引導之下,本書的四個主要章節之中分別處理四種文化理論──人類學、精神分析、視覺理論與聲音理論──如何討論銘刻;或者說,這些理論如何面對、討論物質性與符號性的介面(interface)。具體而言,第一章討論銘刻(刺青或割禮)如何成為個人社會化成為社會主體的隱喻,第二章討論精神分析中創傷的概念如何與傷口和割禮互相連結;第三及四章討論媒介研究的兩大分野,第三章討論視覺研究之中的「指向性」(indexicality)議題,而第四章則論述聲音媒介總是以書寫的模式被理論化的現象。

       結論「反銘刻?」(“Against Inscription”)一章,除了總整後結構主義對於銘刻概念的執迷以外,更進一步處理了後結構之後物質轉向之中對於「銘刻」概念的摒棄:作者指出「物質現實不只是、也不應該只是一種隱喻;然而隱喻也不只是修辭遊戲」(頁203),因為就如同銘刻的理論告訴讀者的,「就算只是隱喻,物質與現象[仍然]從根本上型塑了理論如何成為理論」(頁204)。在這個層面上,物質與符號是不可分的,而她所謂的「銘刻的倫理」,指的是理論化的過程之中必須考慮銘刻介面的角色,由此她提出兩種當代理論應該如何面對物質與政治的態度:一是重構理論的比喻系統(theoretical tropologies),重新思考理論語言當中的比喻如何作用;二是理論倫理的劃界(demarcation)(頁208),用銘刻的理論來說:先切開理論與政治/倫理,再揭示中間的含混之處。

       本書是後結構主義之後的產品:白安卓在本書採用的策略是「閱讀理論語言」(亦即「銘刻的比喻」),藉著對理論文本進行文本分析,解析這些理論的語言如何作用,並且以閱讀理論後理論化產生的「銘刻的理論」為出發點,批判對當代理論的「物質轉向」忽略語言符號層次的現象。而限於篇幅,本文並未著墨的是本書對於各種理論派別、理論家的廣泛探討,從符號學、後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出發,到電影、攝影研究與德國媒介理論等等均在討論範圍之中,除了展現銘刻的無處不在,同時也展現作者的廣泛閱讀與涉獵──每一章都是一種銘刻的系譜(頁19)。因此無論是對(後)結構主義、當代物質轉向、理論史發展或是當代媒介理論有興趣的讀者,都會在本書中找到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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