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與潛態

《KANO》與潛態
逢甲大學外文系專任助理教授
鄭如玉
                何謂「潛態」(the virtual)?乃指一種前個體化的潛態狀態。德勒茲的「潛態」(the virtual)是當下經驗的前在環境條件,指涉物本身內在的差異性。他將世界分為兩種樣態:一為潛態 (the virtual),一為現實(the actual),這兩種樣態並非是靜止的,而是相互生成流變的。生命的多樣性正是透過這個潛態/現實雙面體而得以成立,我們所觀察到的現實是透過肉身化潛態的層次而形成的,而透過潛態化現實的層次,事物的內在差異得以被解放。在過去的殖民時代,不同的民族或個體必須進入潛態化的層次,才能達到融合與轉化。反觀當今台灣充斥著跨越實體疆界的虛擬結合,跨國資本的電玩、媒體與影片早已取代民族意識的角力與不同民族間個體的戰爭,我們已進入一個虛擬認同凌駕真實的國族認同之時代,該如何因應這股力量,並順勢而為,利用其跨國流動的趨力將是一個有趣的議題。如果能從潛態引出一股跨國流動的力量,或許得以形塑一個嶄新的台灣願景。本文將以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描述嘉農棒球隊故事的《KANO》為例,說明潛態在台灣情境裡可能產生的理論意義。

                由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描述嘉農棒球隊故事的《KANO》則象徵台灣的民族寓言,故事的主軸不僅跟隨著當年日人殖民政策下球員的生命軌跡,更指出他們如何透過潛態的/未然的力量抵抗成為日人殖民政策下傀儡的命運,最後成為超越民族界線的共同英雄。黃文胤指出,若接受日本政府以棒球運動作為達到多元民族共存共榮假象的政策,恐怕只是呼應殖民者自詡為文明進步的殖民觀點,進而將多元民族間的差異與矛盾予以遮掩。克萊倫斯.楚 (Clarence Tsui) 也提出,抹除棒球員是不同種族、不同社會階層的事實正如將霧社事件消音一般,忽視他們過去的根與現在的存有(”Kano:Film Review”)。然而,筆者認為若採取不合作策略,拒絕參與棒球活動,雖看似能保有各民族的差異性,但之間的關係卻是分離的、充滿紛爭的。當然,更重要的是台灣人與原住民永遠無法有發球/話權。

                德勒茲的現實化與潛態化的雙重觀點似乎能為這樣的僵局找到出路。透過德勒茲的個體化作用(individuation),日本人與台灣人的矛盾關係被凸顯出來。個體化有兩個層次,一為現實化,一為潛態化。透過現實與潛態的交互作用,個體化作用得以進行,形成一個個差異化的個體。個體一方面在現實的層次上必須遵照物種的制約,另一方面在潛態的層次中超越與形成物種的前/潛在條件,這樣的交替作用使得生命樣態能取得多樣性。

                放在《KANO》的框架中,一方面,棒球選手加入球隊是現實化了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安撫賽德克族等的武力抗爭行動所訂定的策略,日人透過棒球活動意欲削弱台灣人與原住民的不滿情緒與反抗意識,美其名為促進多元民族融合,其實真正目的是為了教化野蠻台灣人,鞏固自身政權;但另一方面,當球員接受訓練後,他們與棒球的關係和彼此的關係慢慢發生變化,外在的差異(如:個性、家庭與民族差異)似乎漸漸消融,甚至連人與物的疆界也漸漸模糊化,例如:當吳明捷投手在投球時,他與球發生了一種相互剪裁、互為後盾的關係;而當教練訓練他們觀想如鷹時,透過流變動物,他們穿越了人與動物的疆界。這一次次的跨越疆界使他們得以進入德勒茲所謂的潛態的/未然的世界。當進入此世界時,潛態化作用改變了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關係。在這個潛態的世界裡,透過個體化(individuation)與情動力 (affect),外在的差異雖日漸消逝,個體內在的差異性卻被喚起,他們逐漸從訓練中找到自我的特異性,最後反倒成了超越民族界線的共同英雄,這點可以從同是甲子園選手的日人球員錠者博美對嘉農的崇拜看出。

                 若從現實(actual)的層次觀之,個體將無法逃脫物種/種族的制約,勢必會落入順從日本殖民者的安撫政策之命運;然而,現實化並非只有負面的效應,當個體現實化其物種原有的潛力時,也能發揮一定的正向力量,例如:在《KANO》中有一幕,校長領著教練近藤兵太郎等一行人向管理經費的日人請求提撥經費給棒球隊,日人代表輕蔑地回應:「我們南部的學生根本就不行,不是嗎?況且你們又是一支由漢人、蕃人、日本內地組成的雞尾酒球隊,這樣的球隊怎麼贏呢?」近藤教練不甘示弱地回應:「雞尾酒球隊又如何?野球跟人種有甚麼關係?我告訴你,蕃人跑得快,漢人打擊強,日本人擅長防守,這樣的組合是求都求不來的,只要再多加磨練,絕對會成為最強的一隊,絕對會進甲子園的!」倘若能喚醒與強化物種本有的特性,個體將能發揮其潛能到極致,例如:漢族投手吳明捷、阿美族打擊手蘇正生與跑壘手真山都從甲子園群雄中脫穎而出。

                若從潛態(virtual)的層次觀之,個體與其他物種或力量的交會似乎預示一個可能的逃逸線 (line of flight)。例如:在一次夜訓中,近藤教練訓練他們觀想如鷹、流變為鷹:「一、你伸展出臂膀的極限;二、你疾速俯衝;三、瞬間迸出利爪;四、攻擊。」此刻的流變,不是一種模仿或相似,而是在分子的、潛態的層次上流變為鷹、攻擊如鷹,他們跨越了人與動物的疆界,進入潛態的/未然的世界,獲得鷹的力量。

                德勒茲提出一有趣的解釋,他認為不是物種 (species)決定個體 (individual)的發展方向;反之,如胚胎 (embryo) 般蘊含物種多樣可能性的個體超越物種的限制,透過德勒茲的個體化作用(individuation),個體成為物種出現的前/潛在條件 (William 189)。個體如何超越並形成物種的發展軌跡呢?透過德勒茲所謂的情動力 (affect),身體與身體的接觸將越過已成形的僵化個體或主體,形成與不同身體的流變組裝,進而超越物種的限制。

                 《賽德克.巴萊》訴說賽德克人/台灣人承載歷史沉重命運之過程,並透過潛態/現實雙面體的力量結晶出一則則差異化的敘事。《KANO》則帶有台灣民族寓言性質,所刻劃的不只是當年日人殖民政策下球員們如何現實化安撫政策的生命歷程,更指出他們如何透過潛態的/未然的力量顛覆成為日人殖民政策下傀儡的命運,最後成為超越民族界線的共同英雄。如果《賽德克.巴萊》談的是死亡與抵抗,則《KANO》乃透過潛態認知跨國跨民族流動的趨力,棒球成為情動力發酵與運轉的載體。有趣的是,各民族的球員在訓練的過程中,不特意強調民族特異性,不作為台灣人、日本人與原住民,而是作為棒球員為共同目標奮鬥。台灣球員不像賽德克族積極抵抗,卻反而在接受民族融合的可能性之下,透過棒球模式所啟動的情動力建構出全新的台灣形象。當台灣球員不作為一個主體,而是與棒球融合為一時,他正可融入一種跨國的潛態化連結。在潛態化的層次中,身體與身體、分子與分子碰撞所形成的此態或組裝將不斷生成,並在實際的層次上改變台灣,產生出一種有趣的台灣特異性,形成更多元、更具抵抗力或渲染力的力量。

Works Cited
Deleuze, Gill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1968. Trans.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5.
Tsui, Clarence. “Kano: Film Review.”The Hollywood Reporter. Available at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review/kano-film-review-685782 (accessed 2May 2016).
Williams, James.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4.
黃文胤。《殖民歷史記憶與「台灣」想像:以魏德聖《海角七號》、《賽德克.
巴萊》、《KANO》為例》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
所碩士學位論文,2015。
魏德聖。《賽德克。巴萊》。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0。
魏德聖、嚴云農。《賽德克.巴萊》(2004)。台北:平裝本,2011。
魏德聖導演。《賽德克.巴萊》(2011)。上、下集三碟版。中藝,2012。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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