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中的技術物件－
《單車失竊記》對臺灣自然導向文學的意義
尹振光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吳明益的小說《單車失竊記》在2018年入圍了曼布克國際獎（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引起了大量研究者關注，而這本書的內容如同吳明益的自述，「儘管這本書講的是一部失竊單車的故事，但同時也在陳述台灣的命運，由台灣所有人民相互交織的故事組成。」[1]由此，我將《單車失竊記》放置在臺灣自然導向文學的論述脈絡，試圖從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對於技術的理解，分析小說中單車與人之間的互相建構、情節中有關單車的知識描述；由這樣的分析來論證，吳明益對單車的書寫，不僅回應了過往臺灣自然導向文學論述中的「知識性」問題，也挑戰了人們對於環境的「自然」想像，揭示技術物件在現代環境中的重要性，進而提供一個思考現代臺灣自然導向文學的機會。
《單車失竊記》中，人因為不同的時代需求改造單車，而單車乘載著過往記憶也影響了後來的人，在這裡，單車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建構的。透過史蒂格勒對技術的理解，這樣的互相建構特色並非將工具或是技術物件視作單純外在於人類的存在，而是積極參與、形塑人類感知的「義肢」，[2]也就是將技術物件作為人類與外在環境互動下生理機能的延伸。[3]在小說中，單車這個元素貫穿整個故事，不僅僅只是被製造或因為需求而改良的產物；相反地，單車所乘載的記憶也回過頭來影響人的心靈。例如，對主角與阿巴斯而言，與父親和解的關鍵都是腳踏車。在故事尾端，主角尋回腳踏車後，將腳踏車帶到母親的病房，架起車柱接著就騎了起來。雖然哪裡都去不了，主角卻開始自己產生幻想的旅程，主角一路騎經過了舊時商場、台北橋診所、戰爭地帶……等一連串腳踏車所承載的回憶場所，甚至看見疑似是父親最後的身影。當被吵醒的母親看見主角與父親的身影重疊之時，在這裡，主角自身的回憶、父親的身影、腳踏車所擁有的歷史回憶三者交融；在腳踏車上，主角與父親之間的距離不再這麼遙遠。[4]另一方面，對於阿巴斯而言，沉默的父親巴蘇亞在去世之前從來沒有留下任何故事，父子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到他因為腳踏車認識了老鄒與主角，並解開了巴蘇亞遺留的秘密資料，一步一步地挖掘了父親的過往，腳踏車作為工具，其背後所乘載的歷史（不論是有關緬北之森或是銀輪部隊的）記憶牽起了阿巴斯、巴蘇雅、老鄒三者的關係。在最後，阿巴斯對於「抱著腳踏車的樹」的體悟，也顯現他藉由這場由腳踏車所開展的追尋之旅，逐漸地重建與修補父子之間的關係。[5]無論是主角還是阿巴斯的故事，都呈現出腳踏車不僅是工具（或是技術物），也因為乘載過往的歷史，跟人類之間緊密地連結，這樣的緊密關係否定了人類與工具之間單純的創造 / 被創造關係，而將單車（或說是工具）視作環境的一部分，同時與人類的生命相互交織，在這樣的交織之下，《單車失竊記》裡面的技術物件──單車──一方面作為人類與環境接觸的媒介，另一方面作為環境的一部分回頭形塑人類感知，揭示的正是技術物件在當代臺灣自然導向文學中的重要性。
吳明益曾經論及：「因為這個世界上即使是人造物，也都取材自自然界，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特地強調『自然環境』」[6]由此，我將單車視為環境的一部分，並把《單車失竊記》置於臺灣自然導向文學的論述脈絡中，藉由這樣的定位，呈現出《單車失竊記》是吳明益對於臺灣自然導向文學的論述脈絡中「知識性」問題的回應。而蕭義玲在2007年所提出的〈一個知識論述的省察──對台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反思〉，對「知識性」問題提出的後設思考，是對當時臺灣自然導向文學既有論述的反省與洞見：
為凸顯「自然寫作」之「新」意，「自然」基本上是被以客觀知性的「自然語言」與非虛構想像的「自然體驗」強調，而這樣的論述方向亦使科學語言下的「自然」框限了「自然」的隱喻性向度。[7]
蕭義玲認為，過於著重科學性知識的結果就是限制甚至遮蔽了有關自然的隱喻向度；而吳明益在不斷釐清與尋找自然導向文學的「界義」時，也反覆地思索過同樣的問題，吳明益強調，在一方面，「知識性」不應該一味地限縮於科學知識，也有傳統生態知識，重點應該是創作者「盡量正確理解自然，從而提出自己思考或建議的『根本』」；[8]另一方面，對於科學語彙的排斥也是不必要的，針對複雜的生態問題，各種不同的知識「並不會『妨礙』文學想像，在創作中善用科學語彙，對一流的作者而言，那是文學開疆闢土的工具。」[9]放置在這樣的脈絡中，我再次借鏡史蒂格勒對於技術的理解，所謂的知識性問題事實上就是一種技術性問題，也就是指人類被不同「知識」形塑對世界的感知；因此，不同類型的知識其實都是一種「技術物件」，而自然導向文學的知識，強調的應該是作者如何在文本中呈現出人如何透過「技術物件」來感知世界。在《單車失竊記》中，關於單車的不同種類型的知識性文章穿插在故事間，以〈鐵馬誌〉第一篇為例子，就是以科學性知識來闡述單車意義，敘述台灣幸福牌腳踏車的演變史與鐵馬對當時時代的重要性，幸福牌作為奢侈消費的代表：
在設計上往往兼具工藝性與裝飾性。比方說當時幸福牌的龍頭立管，都會釘上以琺瑯燒製的銅質商標，後反光鏡採用銅框包覆，並且用當時相當時髦的材料賽璐珞來製造全包式鍊條蓋，車身則有金漆手繪花草，土除廠徽如今看來更是富巴洛克風的古典設計。[10]
重要的是，鐵馬誌作為故事中間的小補充，不僅僅有知識性的科學概念，也會有如鐵馬誌第五篇一樣，強調非科學的、「精神」的段落，由此呈現出「傳統知識」的向度；鐵馬誌第五篇的內容描述，小時候，主角曾聽父親說人身上的技藝叫做工夫，而這類工夫需要「經過鍛鍊、苦工與咬牙的磨練」。工夫與技術[11]的差異正是在做出來的東西有沒有「精神」，而後來主角遇到友人的時候也出現同樣的思考：
有一回小夏問我：「你覺得好的車和壞的車的差別在哪裡？」
我正打算長篇大論地從零件、保養狀況、完整度、漆面……講起的時候，他舉手打斷我：「我知道你會這樣說。不過，這些年我拆過幾十部車，我發現，好的車在拆的時候都會感覺的到。」
「感覺到什麼？」
「那是一台好車。」
我說這不是廢話嗎。
不過小夏眼裡的鎢絲燈泡又逕自地亮了起來：「不，好的車有精神。」[12]
車子好壞的界定不是藉由零件、保養狀況、完整度、漆面……等判斷標準，而是「精神」。在這裡，吳明益的「知識」不只是科學性的歷史考據與材質分析，同樣也有「工夫」這類關於精神面向的「傳統技藝」，兩者既是人類理解環境的方式，也回過頭來形塑了人類對於環境的感知。《單車失竊記》藉此拓寬領域，包含兩種不同的知識，使得知識不再只限於科學性知識，並且展示了現代自然導向文學中技術的重要。
透過史蒂格勒的概念來閱讀《單車失竊記》顯現出技術物件對於現代台灣自然導向文學的重要性。吳明益藉由《單車失竊記》一方面不僅呈現單車作為一種技術物件如何既是人類感知世界的媒介，又同時是環境的一部分，回頭來形塑人類感知；另一方面，吳明益透過整合不同向度的知識，展示人類如何透過知識──一種技術物件──感知世界，又同樣被知識形塑感知；因此，如果現代台灣自然導向文學創作的重點在於作家如何表現人與環境的關係，將該作品置於臺灣自然導向文學的論述脈絡中，《單車失竊記》這個由單車為主的作品，表現出人、物、自然這樣共存於同一個環境之中彼此如何互相影響，此作品的特殊性並不只是文類疆界的拓展，而是顯現了當下環境中技術物件與技術性的重要。
參考資料
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台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
蕭義玲，〈一個知識論述的省察──對台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反思〉，《清華學報》新37卷2期（2007.12），頁491-533。
吳明益，〈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臺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十期(2010.04)。
陳怡君。〈單車失竊記 吳明益：陳述台灣命運〉，《中央廣播電臺》。2018年4月11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04957）
[1] 陳怡君。〈單車失竊記 吳明益：陳述台灣命運〉，《中央廣播電臺》。2018年4月11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04957）
[2] 此處的義肢是史蒂格勒的「技術義肢」，是將德希達對於語言的「義肢」概念運用到技術的概念之上。
[3] 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4]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台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頁383。
[5]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台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頁373。
[6] 吳明益，〈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臺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十期(2010.04)，頁48。
[7]蕭義玲，〈一個知識論述的省察──對台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反思〉，《清華學報》新37卷2期（2007.12），頁529。
[8] 吳明益，〈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臺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十期(2010.04)，頁54。
[9] 吳明益，〈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臺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十期(2010.04)，頁55。
[10]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台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頁62。
[11]小說中的技術指的是人類修理單車的知識，舉凡修理的技巧、使用的工具與判斷單車故障與否的標準；而「工夫」則是指以上的技術在經過長期苦練後，會使被生產物附帶一種精神。而史蒂格勒所謂的技術則含括兩者，也就是將科學性知識與傳統知識都視為人類參與世界的媒介。
[12]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台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頁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