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的港星：流行文化與香港身份
李展鵬
（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在武漢肺炎肆虐下，當香港人面對口罩短缺、感染數字攀升、政府連串失誤，整個城市憂心忡忡，但與此同時，香港人談論明星的熱絡程度卻比平時有增無減。這不是因為香港人仍有閒情，而是關於明星的討論早已超越娛樂與八卦，那是在社會紛亂時仍不得不談的話題。究竟，香港人為什麼在疫情中仍要執著地大談明星？這背後，牽涉多少流行文化跟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微妙關係？
明星：疫情中的熱門話題
最近，成龍、譚詠麟及曾志偉等藝人被拍到跟香港警隊高官聚餐，惹來指責。首先，在疫情嚴峻期間不戴口罩聚會，的確有違公共衛生與政府呼籲，這一點無可推諉。再者，在過去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中，警方執法方式受到質疑，早前一項民調顯示，公眾給警隊評分是35.3分，當中四成受訪市民給予零分（《香港01》，2019年12月6日）。成龍等人在片段中跟警隊高層狀甚親密，被認為是「撐警」行為，網民群起攻之，同時亦不乏人為他們辯解。
上述飯聚事件之後，劉德華及張學友發佈新歌為醫護人員打氣，亦引起網友熱議。有人稱讚兩人有心，亦有人指控他們只懂唱歌，不做實事，不像一些藝人搜羅口罩派給有需要人士。尤其劉德華去年拍片支持備受質疑的「明日大嶼」填海計畫，被認為盲撐政府；再加上他近年北上發展，亦有網民認為他已不關心香港。
另一邊廂，最近疫情令人憶起沙士舊事，梅艷芳同時被中英文傳媒提起：2003年，她在沙士疫情中以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身份發起大型籌款活動，幫助在疫情中失去家人的家庭，特別是資助受影響學生完成學業。大量網友留言紀念，盛讚她真心愛香港，並借此批評其他藝人眼中只有北上賺錢。
一時間，疫情竟令以上這些巨星級的、半退休的、甚至是已故的明星成為熱話。這絕不只是因為他們是知名人士，一舉一動皆受注目，更是因為香港人曾經在他們身上寄託了香港認同，所以至今仍執著他們是否「愛香港」、「代表香港」、「與香港人同行」。近幾年在網上，香港人對於不同明星的政治立場的爭論，無日無之，原因就在於此。
流行文化：香港身份的載體
香港曾經盛產流行文化。當年，小小一個城市生產的廣東歌可以遠播至台灣、中國大陸及星馬各地，港片更是紅遍亞洲，遠征西方。在香港，聽歌看電影絕不只是消遣娛樂，流行文化被認為是香港文化的核心、香港人身份的載體（馬傑偉，2007），甚至是香港歷史的銘刻之處（洛楓，2002）。至於明星，亦從來寄託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當年，成龍是香港之光，到了今天，香港人仍然在周星馳身上建構香港身份。
西方學者曾言，一個國家的社會史可以由明星去書寫（Durgnat，1967），明星的起落更換反映的是社會變化與發展歷程。這句話既適用於有造星工廠好萊塢的美國，也非常適用於香港這城市。然而，明星研究在英美學術界起步較晚，在華語世界更是低度發展；我們關於明星的討論往往停留在「某某某是唱將或演技派，某某某則是偶像或花瓶」——即是只談演藝才華。
然而，某種型格的明星何以在某個時代當紅，某種性別特質的藝人何以在某個地方被受落，背後都有社會、文化、甚至是政治脈絡，並非「外形佳、演技好、唱功厲害」可以解釋。明星研究不單看歌影視作品，還會聚焦新聞媒體及公關資訊如何呈現明星，種種材料構成「明星文本」（star text）（Dyer，1979）；他們作為私人個體（private person）及其公眾形象（public persona）的關係錯綜複雜，正是明星研究的焦點（Shingler，2012）。
在殖民時代，香港人政治冷感，不太熱衷社會事務；當時，香港的一大強項正正是流行文化。明星既是眾人偶像與成功典範，更是寄託身份認同的載體；當看到某個明星，人們其實是看到了香港。在港片與廣東歌盛世，港星名揚四海，香港身份也隨之確立。追捧明星，除了是對他們外表或才情的欣賞，亦是借由他們建立「什麼是香港」的本土意識，以下的成龍及梅艷芳都是上佳例子。
成龍：從香港典範變成攻擊對象
看似只提供感官刺激的動作片，微妙地反映了香港人身份的轉變。在七十年代，李小龍負載國族身份，經典一幕是把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的日本人教訓一頓。但到了八十年代，動作巨星由成龍頂上，動作片也不再關於民族大義。在大受歡迎的《警察故事》（1985）中，成龍代表的是香港身份──一個服務港英政府的皇家警察、一個對抗城市罪惡的香港市民，而且他的形象不像李小龍這嚴肅鐵漢，而是個帶點頑皮、還會怕痛的小子。學者指出，成龍的小子形象正反映當時香港文化的活力、創意、大膽，以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尤其是他早期的電影更有挑戰父權與國族的意味 (Berry and Farquhar，2006)。
成龍的動作片明顯地「香港化」，它不只跟國族議題無關，甚至刻意展示中港差異：在《警察故事3超級警察》（1992）中，成龍飾演的陳家駒與大陸公安合作辦案，他在公安局表現格格不入，當被問到在香港的警察學堂學了什麼，他說：「柔道、跆拳道、boxing都學了，不過沒學中國功夫！」這一筆突顯了香港的多元文化。另外，成龍本人從小就學中國功夫，但電影卻刻意抹去這中華背景。他當時代表的是香港，是一個在殖民地文化中的機智、幽默、英勇、有人情味，但又有時笨手笨腳的香港人。
這銀幕角色結合他的幕後形象：他出身貧困，白手起家，拍片賣命，性格隨和，被視為成功典範，是香港人在四小龍年代對社會流動的想像。後來，他進軍好萊塢，又擔任香港大使，同時香港也褪變成國際都會，「貧小子揚名國際」的故事扣連一種香港本土論述。但後來，他的私生活（私生子事件）與種種言行（例如他說香港台灣「太自由」，因此要被管）不只令他的公眾形象大打折扣，也被認為跟香港人的價值背道而馳。
社會對他的失望及憤怒，是因他失言失德，更是因為大眾曾經把他視為香港代表。因此，當他在最近的飯局中與警方勾肩搭背，而警務處處長更笑言：「其實我做警察，是學成龍大哥及方中信的；我本來不懂得做警察，看著看著（他們的電影）就學會了。」便又再次惹來非議。
梅艷芳：為「香港的女兒」爭議不休
在最近的疫情中，梅艷芳十多年前的善舉再被重提。當時，她發起「茁壯行動」，並集合香港數十歌星舉辦大型音樂會，為沙士受害家庭籌得二千多萬。在忙於籌款之時，她自己其實身患頑疾，只剩下半年生命。當年11月，《明報周刊》對她頒發「致敬大獎」，表揚她的善舉。她人生的最後一個殊榮非關演藝成就，而是嘉許她對社會的貢獻。今天，傳媒重提往事，同時列出她生前種種善舉，引起網友一片懷念之聲，很多人直言香港不再有這種藝人。
跟成龍的發跡史近似，梅艷芳教育程度不高，四、五歲就為生計開始賣唱生涯，後來在四小龍年代成為歌后影后，揚名國際。而且，她豪邁直爽、熱心公益、收徒愛才的性情及事蹟亦被傳媒廣為報導，出道四、五年就成了圈中大姐。再加上她支持八九民運，並因此拒絕去中國大陸，推掉關錦鵬為她量身訂造的《阮玲玉》及演唱會計畫，令她的公眾形象不限於演藝：既有人格魅力，也有政治元素。
尤其在去世後，她被賦予香港價值。當時，多份報紙的社論都以她去世為題，《明報》社論稱，她的奮鬥歷程值得香港人借鏡，讚揚她積極行善、為公義發聲，呼籲香港人學習她的精神：「香港沒有一呼百應的宗教領袖，也沒有像大陸『雷鋒』式的政治模範；然而，殿堂級的天皇巨星，對社會（特別是年輕人）的價值和行為，往往發揮重大影響。」（《明報》，2003年12月31日）這篇社論一語道破流行文化在香港的巨大意義。
去世後，歌星葉蒨文及導演張堅庭等人分別指她是「香港的女兒」，而治喪委員會發出以「別矣，香港的女兒！」為題的訃告，指她「與香港人同唱同和同呼同吸同喜同悲」（《蘋果日報》，2004年1月9日）當時，有作家詮釋「香港的女兒」的內涵，指出梅艷芳生於貧乏的六、七十年代、勇往直前、有赤子之心，「大半生為社會吶喊，為朋友出頭，為公義護航」（王宗榮，2004）。此後，傳媒廣泛地稱她為「香港的女兒」。她的成功代表一種「香港經濟奇蹟」的論述，她的義舉則反映一種「香港核心價值」的精神（李展鵬，2019）。
對於梅艷芳，香港人不只悼念，還有無止的爭論。2014年，在雨傘運動期間，不少傳媒及作家重提她支持八九民運，認為她若仍在生，亦會支持雨傘運動。同時，這場運動的反對者亦常提起她，強調她支持民運是基於愛國，斷言她不會支持有反中意味的雨傘運動，引來網上罵戰不斷。這場運動的兩派人都找她來背書，確認了她的標竿意義；有關她的集體回憶，仍伴隨著香港社情；去世十多年後，她仍在政治事件中起著論述的作用。直到今天，這種關於「梅艷芳在當前政局中會作何取態」的爭議，仍不時在網上上演——包括過去半年的反修例運動。
明星的消退：香港身份的轉向
過去十多年，香港歌影產業江河日下，流行文化之於本土身份的代表性亦大不如前。學者馬傑偉指出，經歷回歸後的種種變化，香港身份表現在城市意識中，包括一些保育運動及城市發展論述爭議（2007）。學者羅永生更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文化身份的「政治轉向」（2007），指出現在的香港身份跟政治議題（如中港關係與城市政策）密不可分，已不是電影與流行音樂的迂迴表達可以滿足。
今天，香港本土論述的主角不再是流行文化。然而，曾經有二、三十年時間，香港人在明星身上付注很多情感與認同，以至今時今日，社會仍難放下對他們的執著。也因此，在香港這個曾盛產流行文化的地方，明星研究顯得特別有價值；其中的複雜性，有待更多研究去挖掘。
王宗榮，＜香港沒兒子！＞，《明報》，2004年1月18日，頁D10。
李展鵬，2019，《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香港：三聯
洛楓，2002，《盛世邊緣: 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
馬傑偉，2007，《後九七香港身份》，香港：Voice
羅永生，＜序：文化政治交叉剔＞，《後九七香港認同》，香港：Voice，頁XIII至X。
Berry, C. & Farquhar, M. 2006. China on Screen: Cinema and N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Durgnat, R. 1967. Films and Feeling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Dyer, R. 1998 [1979]. Stars (new edition), London: BFI
Shingler, M. 2012. Star Studies: A Critical Guid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