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般的香港：（後）殖民時期的英國管治與國族身份之建構
白曦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博士生）
主張理性和結構死板的象牙塔殖民全世界的生活經驗，因此為自己的論述尋找學術正當性的學者們最後只能呼應大論述（Master Narrative）所建立的架構。
—Kirsten J. Broadfoot and Debashish Munshi, “Diverse Voices”
我給您沏的這一壺茉莉香片，也許是太苦了一點。我將要說給您聽的一段香港傳奇，恐怕也是一樣的苦——香港是一個華美的但悲哀的城。
－張愛玲，〈茉莉香片〉
一、 英國：象牙塔的領袖
象牙塔一詞源自於聖經，於廿世紀廣泛使用且在廿一世紀注入後殖民的元素。此名詞第一次出現於舊約聖經〈雅歌〉裡，所羅門用以歌頌摯愛的美貌，但自從廿世紀後便轉化成貶義詞，主要形容一個與世隔絕的學術環境。根據《牛津辭典》中的定義，象牙塔意指「一種與現實世界脫離的優越隔離狀態」。如果此種狀態被視為優越的話，為何附有負面的意含？最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其非實用性（impracticality）：象牙塔裡的知識份子拘泥於自己的想像空間，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發揮所長。踏入廿一世紀，兩位學者布洛德福特（Kirsten J. Broadfoot）和孟希（Debashish Munshi）從後殖民的觀點重新解讀象牙塔——殖民架構和意識形態的主宰（255）。他們運用殖民主義的概念去闡釋象牙塔的意義，並探討主要來自西方的殖民者如何依照自己的意識形態打造論述空間與架構來定義價值；另一邊廂，被殖民者因被洗腦而渴望受到殖民者的認可與接納。因此，被殖民者儘管遭受被邊緣化的對待仍極力去迎合殖民者所設定的遊戲規則，目的就為了融入主流文化。孟希比喻象牙塔為「專有的俱樂部（an exclusive club），其會員制度是由『主導的體系』（a ‘dominant frame’）操控」，並非任何人能夠加入（257）。但是布洛德福特和孟希提出被殖民者並非只能以消極的態度面對，而是要有「後殖民覺悟」（a postcolonial awakening）去發展自己的語言和身份認同（256）。兩位學者均贊同被殖民者必須「運用他們的經驗和認知模式去重新形塑、脈絡化以及重新解讀常用［歐美中心］的理論與概念」（264）。但被英國殖民過的香港人民確實能夠實踐兩位學者的精神理念嗎？這值得筆者一一探究。
以上所討論的殖民式象牙塔可以類比香港當今的狀況。從歷史建構上，英國作為象牙塔的領袖壟斷書寫香港歷史的權利，英國歷史學家顏德固（George Beer Endacott） 撰寫的《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中，形容「香港的歷史自1841年英國到臨時才正式開始的」（4）。[1]這句論述充斥著英國的優越感但卻深入香港人的民心，香港人在1997年前的求學階段所接受的教育只提及香港自十九世紀被殖民的歷史，對前殖民時期的概況一無所知。香港學者王宏志指出香港人對本土歷史的冷漠與無知主要原因為本地歷史學家把重心放在中國歷史的論述，直到1980年代才漸漸開始以中文書寫香港歷史，因此僅有香港的知識份子能透過英文文件了解香港的過往（7）。[2]中國對殖民前的香港漠不關心導致英國有機可乘建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使香港人民一步步歸順於其統治。
除此之外，英國透過政治宣傳去宣揚殖民的正面影響，用以平息香港人民的憤怒和不滿。英國陳述殖民歷史時避重就輕，特意強調其益處而掩蓋其帶來的傷亡和損害。舉例來說，顏德固給予殖民行動正面的評價——為香港帶來嶄新的歷史；另一位歷史學家威爾士（Frank Welsh） 視英國為香港的「母國」，凸顯兩國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xii）。在反殖民意識尚未成熟時，英國毫不遮掩帝國擴張的野心並宣揚殖民的益處；但二次大戰結束各國紛紛獨立後，香港人民的反殖民情緒逐漸濃厚，英國便著手監控反對聲音的浪潮，壓制人民民族與愛國主義的成長。從教育層面來看，英國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嚴控且修改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教科書的內容，在一份1953年教育局的官方報告裡提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客致力於激起人民的愛國情緒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narrow nationalism），這足以說明中國出版的歷史課本為何充滿仇外評論以及為何不適用於香港。……［歷史的］客觀性（Objectivity）是首要條件，尤其是跟義和團運動和鴉片戰爭等主題相關的」（31）。這類單方面的論述除了抨擊中國洗腦式的教育，也透過強調歷史事件的客觀性來緩和人民對英國政府的仇恨感。
二、不死的精神
雖然英國的高壓政策（包括「賣豬仔」和種族歧視等）令人聞風喪膽，但其懷柔政策澆熄人民的怒火，甚至出現獨有的「香港性」（The Hong Kongness）。英國最聞名於世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 policy）轉變香港為自由的貿易海港，從一條小漁村轉化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來確保人民享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得益，當他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時便不會心存反抗的念頭。前中國共產黨官員許家屯分析英國的管治如何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實施了一種所謂「仁慈」的獨裁統治，換言之，是懷柔性質的統治──有很大的自由度，沒有民主，但又可以讓人在不危及英國統治的程度下，有各種機會來宣洩他們的不滿或意見，而這些不滿和意見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傾聽和改善」（183）。1967年出現的六七暴動甚至孕育出「香港性」的誕生，讓人民進一步認同英國政府而非中國共產黨。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中國左派份子於香港以激進的方式抗議，大多數香港人民支持英國政府鎮壓示威活動原因是70年代後他們所重視並不是香港的被殖民身份受到蒙羞，而是英國政府是否能夠確保經濟持續發展以及政局穩定（呂大樂 35-36）。所謂的「香港性」是指人民開始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兩種特質──既肯定英國所建構的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承認自己的中華族裔身份。作為香港人是踏上一條永無止盡的路途，永久停留在中間的一個身份。
1997年回歸中國後，情況有因此而改變嗎？當初麥高登的預言──「香港人將死，但是在灰燼裡獨立的中國人將會誕生」──只靈驗短暫十年的時光（13）。從1997到2008年為止，香港人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平穩上升，甚至於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時創下歷年新高。[3]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近年來逐漸對香港政治的干預已經達到民怨沸騰的地步，此舉動足以挑戰1984年與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中列明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的精神。正因如此，香港人民自2010年起再次認同自己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的身份，甚至期許英國再次殖民香港。[4]有學者假定「『內地化』（Mainlandization）持續發生……只會把香港人民推向認同香港人的身份」（Yew and Kwong 1095）。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清楚可見香港人民對中國政府的反感與厭惡，甚至居住香港多年的麥高登也自打嘴巴，把自己視為香港人。
三、結語
英國的意識形態操控與懷柔政策確保香港人民最高的人文價值──自由，甚至在歸還主權前把民主的精神灌輸給他們，令香港人民歸順於其旗下而非中國。以上種種例子都證明香港人民渴望被英國納入其所建造的象牙塔，甚至自認為比象牙塔外的中國人更高人一等。儘管是同一族裔背景，但是香港人往往跟中國人作區分卻無法擺脫跟中華民族的連結。這或許就像張愛玲在〈茉莉香片〉中形容香港一樣，是一個華美但悲哀的城。
Works Cited
〈Gordon Mathews：從「邊緣人」到「香港人」〉。《信報財經新聞》，信報，2019年9月2日。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牛津大學，2000年。
呂大樂。《唔該，買單！》。閒人行，1997年。
馬金科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三聯，1998年。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聯經，1993年。
Broadfoot, Kirsten J., and Debashish Munshi. “Diverse Voices and Alternative Rationalities: Imagining Forms of Postcolonial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21, no. 2, 2007, pp. 249-67. SAGE, doi.org/10.1177/0893318907306037.
Endacott, George Beer.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P, 1973. Print.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 1953.
Mathews, Gordon.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3, 1997, pp. 3-13.
Welsh, Frank.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arperCollins, 1997.
Yew, Chiew Ping and Kin-ming Kwong. “Hong Kong Identity on the Rise.” Asian Survey, vol. 54, no. 6, 2014, pp. 1088-1112. JSTOR, www.jstor.org/stable/10.1525/as.2014.54.6.1088?seq=1.
[1] 當英軍進駐時，清朝政府連香港的地理位置也無法確定，甚至錯誤陳述「與赤柱、紅香爐、裙帶路各處互相毗連」(馬金科 44)。對清朝來說，香港只是一片「僻在一隅，紀述者罕」的「棄土」，沒甚麼重要性可言（引自王宏志 19-20)；相反，英國外交官陳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於1816年訪華途經香港島時已為此島嶼取名為「香港」，依循此邏輯推論來說，香港歷史確實是英國殖民後才「正式」開始。
[2] 王宏志於《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一書中提及「香港歷史的長短是一個很具爭議性的問題，不少人認為香港是在英國人到來後才有歷史的，但也有人強調香港早在新石器時代便有人居住，所以有非常悠長的歷史」（7）。直到今天，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對於前殖民時期的論述寥寥無幾，重點仍然放在中國的歷史以及殖民時期的香港歷史。
[3] 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百分比從1997年的18.6%上升至2001年的30%以上，最高峰是2008年的38.6%。需要更多香港人民國族身份認同的圖表資訊，請參考“People’s Ethnic Identity.” HKU POP SITE. HKU POP, n.d. Web. 9 Jun. 2016. https://www.hkupop.hku.hk/english/popexpress/ethnic/index.html。
[4] 2013年《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進行線上網路調查，訪問香港人民是否同意重投英國的懷抱中，成為英國的領土，高達90%的受訪者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