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play with the rules」到「攬炒」的香港人：
讀陳冠中《什麼都沒有發生》
洪昊賢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仍在持續。一個留學台灣的香港僑生，無法在場，只得閱讀陳冠中於一九九年出版（台灣麥田出版社於二零一六年再版）的《什麼都沒有發生》，嘗試重新理解二十年來香港人從「play with the rules」到「攬炒」的轉變。
二戰結束，中國共產黨沒有收回香港，於是英國重新接管。及後的五十年，英殖香港透過其港口與關稅及各種優勢，成為國際資本運轉中的一個重要齒輪，也造就了香港的經濟奇蹟。《什麼都沒有發生》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者「張得志」，恰好誕生於這個年代。他生於上海，成長於香港，一開始為老牌英資洋行太古集團的船務員，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辦事。後來成為「經理人」，「第二把手」，為來自不同國籍包括英國、印尼、台灣的老闆做事。
張得志這樣描述自己及他們這一群人：「國際資本的香港的雇傭兵」，只有錢是唯一重要的事。「我們同樣對香港資本主義有貢獻，一個專業經理人。商人古已有之，我們才真是現代產物。我們寄生在資本裡，是商本位，但不是商人。」張得志清晰了解到自己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下，處於一種可被替換，但又充滿競爭力的狀態，又形容自己是「第二把手」：「香港盛產我們這樣的人，構成香港的比較優勢，它的繁榮安定。我們喜歡按遊戲規則做事，但隨時可以破例。我們的專業技術，令我們去到世界各地都有價。」
「張得志」代表著那個世代的一種典型香港人：清醒，懂得遊戲規則，play with the rules。這些「港式精英」追求「乾淨離場」，粵語有句話叫「見好就收」，信奉一種無羈無絆的價值觀。「沒有根」使他們自由，快樂。這套價值觀除了在商場上，亦體現在他對家庭、愛情和香港的處理方法。他家庭觀念薄弱，與家人聚少離多，形同陌路。與大陸女人沈英潔的感情也講「遊戲規則」，是一種「互惠計劃」。
之於香港，他們更是近乎於無感。「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一週年，放假一天，什麼都沒有發生。」，對香港而言很重要的歷史標誌於他而言只代表著假期。「我對任何事，都不要有長期綁住的感覺，免有所牽掛。當別人談六四的時候，我無法插嘴，因為剛好完全錯過了。別人問我感受，我只能說沒什麼感受。」，「張得志們」是操作著資本，但「沒有國也沒有家」的人。
「我一生有的都是些瑣事，歷史跟國家沒煩我。」對比二戰之後的中國與台灣，香港的狀況無疑稱得上是「幸福」的。沒有戰亂，沒有戒嚴，沒有文革。張得志在世界各地幫助不同國籍的老闆進行各種的資本運作，享受高級紅酒、五星級酒店等各種物質生活。他既是享樂主義者，但又自覺是有品味的物質追逐者。他只追求當下，從不戀棧權利地位，也不與他人建立深入的關係，也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他穿各種各樣的名牌服飾，戴金絲眼鏡，既呈現出自己的「專業形象」，但生活態度上又是一種消費主義形式的波希米亞。
作為一個長年不在香港的香港人，他偶爾會接收香港的新聞，但他在香港唯一的聯絡方式是銀行。他沒有物業，沒有公司，最大的一筆資產是保險箱裡留下的六隻鑽石金錶與寄放在其他地方的七百多瓶高級紅酒。「張得志」的形成，正正就如陳冠中在另一本書《我這一代香港人》中描述的那種「精英金融人」，「八零年代香港變身為世界金融資本主義的節點，許多精英份子成了企業管理人，並接受了列根戴卓爾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加上國際化的消費及大都會生活方法，在許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識中，香港的資本主義性格、企業性格、國際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然則看似瀟灑，無牽無掛的張得志，卻多次因為他「第二把手」的身份而險些遭殃，因為「第二把手」永遠是最危險，最易成為籌碼的那個。即使張得志只認為自己是「打工」的，卻仍然避免不了捲入糾紛甚至喪命。張得志的遭遇似乎成為香港的隱喻，你以為自己懂遊戲規則，以為自己能夠play with the rules，但歷史永遠都不講規則。而一生極力追求「乾淨離場」的他，最終卻遭到槍擊，死前還多了一份牽掛：大陸女人沈英潔為他誕下了一個兒子，似乎給他留下了一個「根」。死前的他仍執著於如何處理那些鑽石金錶與紅酒，想完成一次完美的抽身離開。至此遊戲規則破滅，原來命運從不按人所想的走。
以張得志或「戰後嬰兒潮」代表的那一代香港人似乎已經成為歷史，九七回歸，一國兩制，兩個政權交接之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一直是複雜而難纏的問題。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裡，陳冠中說：「沒錯，香港的居民終於對香港有歸屬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來的，原來他們哪裡都去不了，英國不是隨便去的，大陸還不是可以去的，他們不能自認英國人，也不願意被人家以為是大陸人，故此也不自稱中國人。沒選擇下，他們叫自己香港人。後來越叫越順，引以為榮。這是「香港人」的出現，不是很遙遠的事。「香港人」是被發明出來的、被想像出來的、被建構出來的，但卻是存在的、有物質性的、有歷史意義的現實。」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對很多香港人而言，似乎在最近五年找到了更清晰的答案。
時間來到二零一九年，香港從「什麼都沒有發生」，到「終於有事發生」。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羅永生在《明報》裡指出「至1997年主權移交，則是這個體制的延伸：（中國）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完成了統治者的更換，由舊的遊戲規則改換成新的遊戲規則，但階級力量懸殊，殖民權力與資本共謀的實質卻沒有變化，在實質上和心理上，大部分香港人都仍舊是「被殖民者」，特區政府只是一個傀儡政府。「宗主國」給予香港人公民權利、自治權利的承諾，也只是空中樓閣。主權移交免卻暴力，卻掩蔽了一個體制暴力的結構。」羅永生形容現在香港的狀況是「一個遲來的解殖運動爆發的徵兆。」，而「攬炒」是一種「解殖運動」。
與講「play with the rules」的「張得志們」相反，反送中運動裡常說的「攬炒」，即是玉石俱焚的意思，講的正正是一種我不跟你玩遊戲規則的姿態。「攬炒」是絕望之後的反擊，也是對任何體制與主義都不再信任的表現。然則，二十年了，「張得志們」消失了嗎？抑或只是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繼續僭伏在香港人的內心？假如我們都是「張得志們」的後代，已經遺傳下來的資本主義性格，我們接下來要如何去面對？
引用資料：
1. 陳冠中。《什麼都沒有發生》，麥田出版，2016。
2.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 羅永生。〈「攬炒」就是一種解殖 〉，《明報》，2019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