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時代的影像倫理:廖祈羽錄像藝術作品《犬》

蔡林縉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藝術創作者廖祈羽的最新個展「心神出遊」,2021年三月底開始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後因疫情關係展至八月結束),一系列錄像作品聚焦家族與世代的記憶與追尋,乃至人類與動物他者之間的共存倫理和生命政治。我曾在四月中旬前往觀展。彼時的台灣,人們如常地自由出入各大公共空間與娛樂場所,不受人流管控或社交距離限制,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僅是選擇性地配戴口罩,也沒有伺機而動的執法單位或正義魔人裁罰檢舉。「心神出遊」展出的其中一部錄像作品《犬》,以犬類遭受不知名病毒侵襲而在地球上集體滅絕的情節開展敘事,在當時台灣的情境氛圍下像是個科幻寓言,孰料五月中旬疫情倏地升溫,這部錄像竟似成了對作品自身以及台灣社會的某種預言(全台各展場也因疫情暫時閉館)。本文藉由《犬》這部錄像作品,作為探勘疫情時代人類與動物他者之間關係倫理的起點,以及錄像藝術此媒介如何感知、回應疫情對於人類與非人類存有之生命情境造成的影響衝擊,乃至面對疫情而觸發諸多倫理難題之際,錄像藝術媒介自身的可能與不能。

《犬》以犬類大規模滅絕後三年為時空設定,透過銀幕上一名不知名男子(由劇場演員莫子儀飾演)現身口述,回顧突如其來的疫情造成犬類集體滅絕以後,作為「倖存者」的人類在疫後時代所面臨的種種生活衝擊與轉變。男子敘述,依據某些科學家的說法,由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等因素,使得億萬年前埋藏在冰川底下的病毒與其他不知名微生物逃逸播散,經由呼吸道傳播造成犬類大規模的染疫終至滅絕。男子與前女友豢養的狗也在這始料未及的疫情中死亡。影片擬仿紀錄片的效果,以(偽)訪談的拍攝手法描繪男子在疫後的生活處境與內心獨白,引領觀者透過非人類的動物遭遇疫情衝擊為出發點,反思自身的生命狀態以及同他者所共構的倫理情境。

就創作形式來說,藝術家廖祈羽採用充滿懷舊氣氛的攝影棚空間與劇場感十足的手繪佈景來營造上述倫理命題的虛擬時空場景。以結構而言區分為三個劇情╱空間段落。第一個段落以綠色基調的家屋空間來烘托男子的疫後生活與心理狀態。男子平穩而冷靜的絮叼中透露此波病毒感染的對象乃是依據物種的基因與馴化程度而定,也因此相較於其他犬科動物如狼或狐狸等生物而言,與人類關係互動最親密的狗竟成為病毒入侵首當其衝的群體。換言之,犬科染疫風險取決於其馴化程度,人類的馴養行為故而導致了犬類感染病毒的危害,但人類卻為了免於遭受病毒威脅而將居於弱勢的動物(不論是否染疫或帶原)排除撲殺,也因此加劇了犬類在疫情風暴中滅絕的速度。如是的劇情設定似在暗示現實世界自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各地所傳出寵物(甚至其他動物)在疫情蔓延下遭到棄養甚或死亡的例子。[1]

第二個段落自私密的家屋轉向公共空間,大滅絕之後由原本的河濱公園改建而成的「犬紀念公園」。男子孤身在偏暖的晚霞色系公園佈景前踱步、沉思、抽菸,細數因為狗與他人建立的關係網絡與社群連結(比如愛好音樂也愛看狗的女士與男子相約喝咖啡,或者養了隻短腿狗笑容滿面的女士,乃至經常在公園裡餵食流浪狗的中年男子等等)。前一個段落藉由擬仿紀錄片與各種(偽)科學資料所堆疊擬造出的現實性,於此段落轉換為男子獨白式的畫外音,並與影像建構出一種非同步的影音關係,進而產生了某種相當微妙且曖昧的時間感:男子的獨白一方面彷彿敘述者一般闡述、解釋、填補影像的縫隙,同時卻更像是拓闢了一獨立的音場來擾動、介入甚或干預影像的流動(尤其是在美術館如此的放映空間感受更加強烈)。觀者無法準確地判別此段的影像究竟是前疫情時代的記憶重構?又或者是疫情襲捲犬類滅絕之後,男子重遊舊地當下所觸發的懷舊傷感?旁白回述男子習慣在公園與狗執球遊戲,然而狗在此卻未現身,反而是透過銀幕外空間(放映現場)搖晃的蘆葦草叢與騷動的聲響來暗示狗的在場。隨著狗在大滅絕之後銷聲匿跡,人與人建立的連結也應聲斷裂,讓男子留下傷感的喟嘆:「我失去了狗,全世界失去了狗,然後,我們也失去了彼此。」病毒肆虐入侵的對象雖然並非人類,但是人類卻難以自外於由眾多由人類與非人的他者所共構的關係網絡,而關係網任一環節的鬆動或脫落都將造成整體世界的震動甚或不可逆的變化。

音畫斷裂所造就的時間性辯證,進一步延展為第三個段落中的科幻敘述空間。觀眾進入男子曾閱讀之科幻小說的敘事空間,場景拋射至未來一座虛擬的外星球(依舊劇場感十足的布景轉為冷色調,呈現自外太空視角俯瞰地球的畫面),居住著從地球遷徙而來,已然放棄生命的年邁老人和被拋棄的流浪狗(因為空氣中某種特殊成分會使得其他譬如貓等生物莫名暴斃,不宜移居)。也正是在這個段落中,觀眾終於看到以充氣模型現身之「犬」的樣貌。在此之前,這部長達25分鐘的錄像作品裡作為主題的狗始終以某種缺席的形式在場——男子家中盛放狗食的碗盆;大門底部不時擺動讓狗出入的閘口;公園裡偶爾騷動的草堆(展場於觀眾區後方背板處堆放了草叢,時而產生聲響與晃動);而片中唯一一張男子與狗的合照,照片中狗卻是化為一團朦朧模糊的光圈。然而,這群在男子彷彿穿越太空般獨自奔跑之後終於覓得的夥伴,卻也瞬間失去生氣而再次隱匿於銀幕之上,只剩清寂、空洞的鋼琴餘音在冷調的布景以及觀眾駐足停留的展場隱約迴盪。

《犬》就視覺風格與場面調度看似各自獨立的三個段落,在全片安排的後設佈局下產生了幽微的內在聯繫。第一段反覆呈現男子在沙發上慵懶地翻書的片刻,似是預示著第三段中科幻小說的情節設定(雖然男子翻看的實際上是一本名為《社區設計》的翻譯書)。男子在自己所閱讀的科幻小說中「現身」,並在虛構的時空裡再次見證狗的消逝,也使得影像的內在敘事邏輯增添了一層自我觀看的意味。如此的後設佈局演繹出的自我指涉結構所傳遞出的反身性(reflexivity),指向的或許便是對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深沉而低迴的反省與批判,讓人類明白自身的「殘酷、荒謬,與不安」。而這種由病毒所凸顯的人類中心主義,也必須擺放在台灣此定居殖民社會(settler colonial society)的脈絡底下方能獲得更深刻的理解。加拿大原住民族學者Billy-Ray Belcourt提醒我們,人類中心主義所隱含的物種歧視以及對動物(性)的拒斥,其運作邏輯事實上和定居殖民主義基於土地侵佔對於原住民族(乃至其他弱勢族群)的排除否認如出一轍。據此,他強調所謂去殖民的動物倫理(decolonial animal ethic)也必須是一種土地倫理,在拆解種族╱物種歧視之際同時鬆動定居殖民結構(Belcourt 2-3)。這樣的觀點則在《犬》得到充分展現:因為病毒將狗遺棄消滅,或是將流浪狗放逐於異星的情節設定,凸顯了人類中心主義心態作祟下將潛在疾病威脅的非人類他者從地表空間排除的過程,藉這樣的拒斥手段來成就一處更純粹、潔淨、無害,而適宜(人類)定居的生存空間。簡言之,《犬》透過上述科幻元素所刻劃人類基於自身的物種優越性對動物的拒斥,恰好直接扣連著對空間的執念甚或焦慮,在種族╱物種歧視與定居殖民心態兩者交纏之下應運而生的人類中心主義。

而就在前述劇場式的視覺空間與冷調節制的聲效設計,以及由音畫斷裂所構築之曖昧時間性而流動著的疏離感之中,《犬》似也嘗試與觀者一同想像所謂「後滅絕時代」可能的「未來狀況」——男子的獨白透露歷經大滅絕已然絕跡的狗,竟能在未來藉由各種虛擬科技再度還魂(各種諸如AI狗產品、好萊塢3D電影、百老匯狗主題沉浸式劇場、VR陪伴體驗等等)。只是,《犬》整體懷舊感傷的調性卻也暗示著對前述未來想像的質疑與否定——一個透過科技複製或擬象幻影構建的未來,雖可能造就無限商機帶動資本流通,但終究難以將已然逝去的存有召喚回返。弔詭的是,這樣帶著傷逝情懷的反思也終將指向作品自身的某種侷限性——藉著錄像藝術而還魂之「犬」的影像肉身,亦同樣只能以擬像的形式(不)在場。值得進一步思索的是,這種指向作品自身的侷限性,彷彿也意味著,以錄像藝術此媒介對(因為疫情而彰顯出的)人類中心主義所進行的批判省思,終將在理念甚或思想上難以透徹窮盡。這點或可從創作者以「犬」這類與人類最為親近且視為豢養對象的「可愛動物」,作為更容易觸動觀者投射甚至共情等心理機制運作的影像中介,卻可能間接地為某種階層式之物種歧視背書(傾向關懷特定動物而對其餘物種視若無睹),而陷入了從動物他者反省人類中心主義思辯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倫理難題(黃宗慧,41-43)。

關於前述之倫理難題,本文嘗試指出,或許正是在媒介自身所透顯出的侷限性作為前提下,方可啟動倫理思維與辯證可能的契機。《犬》以懷舊略帶感傷的基調推展敘事,卻在視聽風格上採取某種節制、疏離的影像策略,並置入後設的科幻敘事框架所揭示的反身性,讓整體作品在企圖調度觀者情動機制的同時不致流於濫情。經由狗在疫後時代以科技虛擬還魂之數位來世的侷限性,反身性地指向其作品本身作為錄像藝術實踐所存在的媒介侷限,這亦是藉由影像思考疫情時代之動物倫理與生命政治的同時,一併批判性地探問錄像藝術本身的媒介有限性。而當觀者體認到錄像藝術作為媒介與科技,同時並存之可能性與有限性之際,或許就是此藝術形式內蘊的倫理時刻敞開自身的條件。

參考書目

Belcourt, Billy-Ray. “Animal Bodies, Colonial Subjects: (Re)Locating Animality in Decolonial Thought.” Societies 5.1 (2015): 1-11.

黃宗慧,〈化人主義〉(Anthropomorphism)。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聯經,2019。


[1] 類似的報導層出不窮。如武漢爆發疫情初期,部分當地民眾搶在政府下令封城之前逃離居處,使得留在家中的寵物因無人照料而餓死(https://edition.cnn.com/2020/03/15/asia/coronavirus-animals-pets-trnd/index.html)。浙江溫州也傳出當地政府為了防疫而將村內散養的狗進行撲殺的消息(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876075)。巴西則因疫情嚴峻導致了一波棄養潮,或是飼主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身亡後寵物無人收養,亦有因為封城對經濟的波擊而造成的棄養潮等等(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7310021.aspx)。馬尼拉北部的一處公墓則成為當地寵物的「棄養中心」,原因是有動物救援團體定期餵食該處的流浪(或被棄養的)貓狗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3290143.aspx)。台灣最近則發生一起非法走私未經檢疫的品種貓,經防檢局依據相關防疫規範執行安樂死程序的事件,引發社會輿論高度關注(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8215006.aspx),此事件背後所牽涉之公衛、法律、動物權與生命倫理等諸多議題,以及執法單位是否處置失當,並非此短文所能深入處理探究。然而,這一連串由疫情所凸顯出以人類為中心的利己主義,以及所披露之動物生存權與生命權遭到排除甚至剝奪的現象,都促使我們針對前述問題深刻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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