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球體與「同島億命」:試論共隔離與共脆弱的倫理

林宛瑄

(獨立學者)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各國政府為求阻斷病毒傳播鏈,祭出各種限制社交活動的政策,要求民眾待在家中避免外出,或甚至實施大規模封城。日常生活因而一夕改變,人們不得不開始調整行為模式,摸索後疫情新常態的可能樣貌。當然反對各種限制性做法的聲浪也未曾停歇,不論是戴口罩與維持社交距離等的非藥物介入措施(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or NPIs),或是各國寬嚴程度不等的軟硬封城策略,都曾經甚至持續引發抗拒或質疑的反應。疫苗問世後,是否施打、施打何種疫苗等考量又掀起另一波論戰。各種論述常見的切入角度包括個別防疫措施的有效性、對不同族群與行業的影響、以及防疫需求與人權界線的權衡問題等。其中,當代哲學界也積極展開相關討論,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發表於歐洲疫情擴散之初的評論即引發了一系列關於當代生命政治情境的論爭[1]

阿岡本在文中批評義大利政府以公共衛生安全為名(hygiene and public safety reasons)實施的緊急措施不啻於軍事接管,各種旨在拉開社交距離與隔離管制的政策,正是訴諸「例外狀態常態化」模式的又一例證。[2]在試圖進一步釐清論點的後續文章中,他重申過當防疫引發的無謂恐慌已造成舉國癱瘓:「為了避免染疫風險,義大利民眾顯然願意犧牲一切,不惜放棄生活常態、社交關係、工作、甚至是友情與宗教政治理念。對失去裸命的恐懼並無法凝聚人心,反而讓人昧於現實、導致社群分裂。在恐懼之人的眼中,他人……只不過是可能的感染源,必須不計代價閃躲,或至少排拒隔絕於一公尺之外……歷史上出現過更嚴重的瘟疫,但昔人不曾藉此宣告進入緊急狀態,今日政府則甚至禁止人民自由行動」。[3]阿岡本認為生存至上的防疫政策會嚴重侵蝕群體的社會基底、政治活動與情感連結,而廣義的社交間隔指引正是監禁限制公民、將之轉化為裸命的權力範式。[4]

如前所述,已有諸多論者從各種角度回應阿岡本認為防疫措施展現例外狀態常態化之惡的主張,本文不擬在生命政治論述語境中另作討論,所欲指出的是阿岡本對社交間隔的想像類似某種真空結界,各種新舊連結的可能性都崩解甚至被抽空。然而若取徑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球體空間學,我們或可能對社交間隔所標舉的安全性(safety)作出另類解讀,進而將社交間隔重新理解為某種在疫情中組裝而成的當代免疫球體(spheres),探勘其間「共脆弱與共隔離」(co-fragility and co-isolation)的倫理路徑(Foams 236)。斯洛特戴克承繼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人類存在與棲居(dwelling)等問題的關懷,兼及烏克斯庫爾(Jacob Johann von Uexkull)對環世界(Umwelt)的討論,主張人會創造名為球體的空間,做為讓「其展現為其所是之處」:「球體是一種雖涵蘊內部但也對外顯露的界域,在其間發展為人的人們共有並共居於此。存活(living)總牽涉到建造大大小小的球體,人因而總在建立球狀物(globes),於此遠眺外域。存活於球體中意味著創造能將人們含納於其中的維度;球體是一種發揮著免疫系統作用的空間,為了受外域影響的存在而所創造」(Bubbles 28)。[5]

正如旺巴克(Judith Wambacq)與范圖南(Sjoerd van Tuinen)所闡述,斯洛特戴克認為人的存在總已包含了外於自身者,但外域有其威脅性與不確定性,因此「人創造了一層薄膜,作為自身與外域間的防護罩,人則動用薄膜內的事物創造出內部」(Wambacq & Tuinen 3; Foams 365)。這種含納與排除間的張力,或說含納式排除性(inclusive exclusivity)的保護運作機制,乃是斯洛特戴克稱球體為免疫構造的原因;也只有在免疫構造所形塑的內部,「人」方可變為人(becoming human),個體化與代際進程方得以開展(Bubbles 46; Foams 502; Wambacq & Tuinen 3; Not Saved 114; Lemmens & Hui 28)。[6]斯洛特戴克檢視人類與西方思想發展的脈絡,以氣泡(bubbles)描述中世紀以來,始自子宮並逐漸試圖併入多元異質物的球體凝聚過程;傳統形上學與神學中,以上帝為中心包覆世界萬物的球體則是環球(globes);而大一統環球迸裂、「『生命』開展出多元、多視角、無位階區別之樣貌」的二十一世紀,則是「泡沫(foam)的世紀」(Bubbles 20-21; Bubbles 54-56; Globes 25-26; Foams 23; Foams 49; Wambacq & Tuinen 3)。

斯洛特戴克的免疫球體學探討近身毗鄰的人們所創造的內部空間,以及人們因而形成的團結協作(solidarity)關係(Foams 13; Bubbles 12)。個體與群體雖然需要免疫球體作為防護罩,但此防護罩並非封閉空間。球體的含納式排除性乃建立在肯認外域影響的基礎上,換言之其界域的流變可能總已被肯認(208)。此外,從神造世人或母子關係所形成的氣泡開始,球體創造總涉及複數參與者的互涉與協力,因此非但純粹的原子化主體不可能存在,球體內部也並非一同質性的整體(Bubbles 53)。泡沫的形成原理更凸顯所謂個體與他者如何共同生產繁衍多重構造,每個泡沫都是有著內部環境的單子(monad),但彼此以薄膜互生相接,任何一個泡沫的消長都會牽動相鄰泡沫與泡沫整體(Foams 23; 46)。[7]泡沫因此可說是共存在(co-existence)與共形成(co-formation)構造,也體現了所謂共隔離(co-isolation)與共脆弱(co-fragility)的動力學(Foams 23; Foams 45; Foams 236-37; Mugerauer 237)。

相對於眾多聚焦探討多元流動的當代理論家,斯洛特戴克強調我們不能忽略「具有免疫系統性質的原初空間」的重要性 (Wambacq & Tuinen 4; Foams 233-35)。[8]二十世紀以來,傳統價值與大論述崩解,環境汙染與災害頻仍,人亟須免疫球體的保護,各種各樣的免疫空間應運而生,提供安全防護維持存在,將尚且無法含納的外在威脅隔絕於外:「全球化帶來的過度動員,讓先天後天免疫結構恆常處於不勝負荷的狀態,生命個體須努力在這種情勢中形成確立自身的空間」(Foams 181-82; Foams 235; Sutherland 207)。同時,免疫空間所能展現的多樣性,也凸顯了創造性(creativity)與連結力(capacity for relationships)對於建立球體的重要性:「生命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需要發揮防護以外的功能,能促進免疫目的的創造性尤顯必要。創造性的張力開啟了生命球體,也避免局部的即興改裝破壞球體」(Foams 230-32; 235)。如何組裝融合防護作用與創造性、與其他泡沫相接又相隔的共生命球體,「如同夢想自身之外域的免疫系統」,成為當代的重要課題 (Foams 230-32)。

綜上所述,我們或可說,新冠疫情期間的各種社交距離指引,小至為包裹「自氛圍」而要求配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以形成保護膜,大至人與人的社交間隔以及居家防疫或隔離措施,都旨在建立免疫球體;「疫苗覆蓋率」以及「旅遊泡泡」等防疫相關語彙,也指向某種免疫球體的想像。防疫措施訴求的安全性,不必然只能在公民健康權的思考框架中,被視為為生命政治之惡開脫的藉口,而也可能被理解為呼應了存在對安全防護的需求,映射出每個泡沫單子不可化約的生命情境;防護需求也不見得會阻斷社會連結的可能,組裝免疫球體的過程反而凸顯了共隔離與共脆弱的倫理性。例如五月中萬華疫情爆發時,地方社福團體結合民間力量,發送物資包給沒地方去也沒東西吃的街友們;萬華涼粉攤老闆辜凱鈴受訪時提及:「[街友]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又沒有口罩,他肚子餓他一定會進社區;他進社區,反而萬華居民才要更擔心。把他們留在固定的地方,你給他物資給他口罩,其實最安全」。居民與街友都有安全防護的需求,也互為彼此的泡沫膜壁,各路撐萬華行動可說是試圖組裝居民與街友共生命球體的種種努力;而這些努力都必須建立在貼近生命情境的考察之上,小紅帽協會注意到物資包中沒有經期用品後,所緊急展開的生理用品物資包募集行動即是一例。[9]

筆者無意主張所有的防疫舉措都沒有檢討的空間,或為了防疫安全其他考量都應該退位,也充分認知安全感被錯誤等同為原子化主體的自保意識時所可能導致的弊病。然而我們或可以共隔離與共脆弱倫理作為試金石,檢視特定防疫措施是否有助於組裝兼具防護性與創造性的共生命球體。事實上,疫情期間已有許多人們展現能「促進免疫目的的創造性」的例子,例如西班牙封城期間穿恐龍裝上街散步的男子,或利用無人機向隔壁女孩傳遞「求認識」的訊息、並在互傳訊息多日確認對方心意後、把自己裝進透明泡泡球去跟女孩約會的紐約男子。[10]疫情讓人們重新想像日常慣習的方方面面,展開各種實驗,而跟人文學者特別有關的部分或許是新語彙與新論述的實驗。斯洛特戴克主張思想論述也是一種免疫構造,疫情中人文學者的責任之一,或許是誠懇體察相異單子的生命情境,並認知泡沫單子之間乃是毗鄰而非位階關係,摸索如何組裝適切的論述免疫球體。台灣疫情期間「同島一命」的口號亦指向某種共生球體的想像,但或許更能顧及眾多生命情境之不可化約性的說法,是「同島億命」。[11]

參考書目

Lemmens, Pieter, and Yuk Hui. “Reframing the Technosphere: Peter Sloterdijk and

     Bernard Stiegler’s Anthropotechnological Diagnoses of the Anthropocene.”

     Krisis 2 (2017): 25-41. Web. 21 Jul 2021.

Mugerauer, Robert. “Anthropotechnology: Sloterdijk on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the Foam Worlds of Co-isolatio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4.2 (2016): 227-

     48. Web. 3 Aug 2021.

Sloterdijk, Peter. Bubbles: Spheres I.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1.

—–. Globes: Spheres II.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4.

—–. Foams: Spheres III.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6.

—–. Not Saved: Essays after Heidegger. Cambridge: Polity, 2017.

Sutherland, Thomas. “Peter Sloterdijk and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of Existence’:

     Immunity, Autochthony, and Ontological Nativ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6.7-8 (2019): 193-214. Web. 3 Aug 2021.

Wambacq, Judith, and Sjoerd van Tuinen. “Interiority in Sloterdijk and Deleuze.”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72 (2017): 1-7. Web. 3 Aug 2021.

林宛瑄。〈《千重臺》中的病毒:從生物醫學看身動力〉。《中外文學》38.1

     (2009): 83-113。


[1] 詳見黃涵榆〈病毒、例外狀態、危脆性:當前生命政治情境的一些反思〉一文中的整理(查閱日期:2021年7月27日)。

[2] 詳見英譯版“The Invention of an Epidemic” (查閱日期:2021年7月27日)。

[3] 詳見英譯版“Clarifications” (查閱日期:2021年7月27日)。

[4] 此處所謂廣義的社交間隔,除人與人在室內與室外各建議維持的社交距離之外,也包括檢疫隔離、軟硬封城、甚至戴口罩等公衛與防疫政策,亦即阿岡本認為以生存與安全為名限制人民行動自由的政策。

[5] 「棲居」的翻譯乃參考許甄倚於〈棲居的詩學:陳黎作品中的空間印象與人文關懷〉中的譯法(查閱日期:2021年7月28日)。

[6] 斯洛特戴克強調,與其說發展完成的人先於球體存在並建造球體,毋寧是在球體中才可能發生所謂人化(hominization);換言之,球體可說是人類起源機器(anthropogenic engines),人類在其內部誕生(Not Saved 108; Lemmens & Hui 28)。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前述創造免疫構造內部的面相之外,如同雷蒙斯(Pieter Lemmens)與許煜(Yuk Hui)所指出,球體之為人類起源機器也凸顯了技術物等外於自身者在人化過程中的關鍵角色(28)。在此也要先釐清的是,在球體論的脈絡中,所謂免疫系統不只是生物醫學上對抗病原體的生理機制,凡是能夠形成具防護作用的內部者都可謂免疫構造,洞穴、方舟、家屋、城牆、宗教保護、甚至思想論述等亦皆是。斯洛特戴克亦曾論及,將生理免疫作用視同敵(致病源)/我(抗體)交戰的看法,並非生物學界共識,顯然也並非他據以鋪陳免疫球體論的思考模式,他強調的是含納與排除之間的張力(Foams 183; 185-86)。

[7] 在「上帝已死」之後形成的泡沫體呼應了意義生產的去中心化與差異化,因此個別泡沫都可說自成在己為己的微世界,是無門無窗的單子。但如下所述,每個泡沫單子都與其他單子毗鄰甚且共用泡沫膜壁,因此並不等同於個人主義式的個體(Foams 56)。

[8] 舉例而言,誠如旺巴克與范圖南的觀察,德勒茲及瓜達希(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與斯洛特戴克同樣受烏克斯庫爾啟發,但他們側重討論各種異質連結實驗。必須指出的是,旺巴克與范圖南也強調,德勒茲與瓜達希並未全盤否定內部結構,一如斯洛特戴克充分了解開放連結的重要性(4-5)。筆者曾為文藉由德勒茲與瓜達希的「解軫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探討免疫作用蘊含的異質連結潛能,文中亦提及他們再再提醒我們有必要保留最低限度的生物機體,換言之即是最低限度的某種內部,否則也無以進行異質實驗連結(106; 110)。

[9] 筆者於2021年6月16日參與東吳大學社會系何撒娜辦理的線上演講「萬華抗疫記事」,由講者林立青口中得知萬華社福團體與民眾協助街友的行動細節,以及小紅帽「突破盲點」提出物資包須納入生理用品的經過。本文引用辜凱鈴說法出處為中央社影音新聞〈民間力量串聯,撐社工撐萬華〉(查閱日期為2021年8月3日)。小紅帽募集生理用品專案的文字紀錄則可見帽編與捲編撰寫的〈小紅帽Covid-19抗疫生理用品物資包《行動全紀錄》〉(查閱日期為2021年8月3日)。

[10] 恐龍裝男的報導見〈西班牙封城「想出門有條件」!規定「遛狗」才可上街,各種奇招都出籠〉(查閱日期為2021年8月3日)。紐約男子的報導見〈疫情延遲了很多事,但愛情不會是其中之一:紐約城的甜美屋頂約會故事〉(查閱日期為2021年8月3日)。

[11]疫情期間,「同島一命」的口號最早由知名律師呂秋遠在5月15日時於臉書上提出,詳見〈「同島一命」!呂秋遠10點喊話,3萬人讚爆:耍廢救台灣〉(查閱日期為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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