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宜欣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博士後研究員）
或許《閱讀生命政治》[1]的英文書名Biopolitics in Contexts更能夠說明作者意欲表達的、不同的生命政治情境裡個體生命與國家權力之間的拉扯與衝突。在本書導論中，作者黃涵榆以「政大搖搖哥」與「警察九槍打死逃逸移工」的時事為例，說明政治技術「讓生」（to make live）的同時，將逸於律法常規外的個體視為威脅，加以逮捕矯正或抹滅，故從未脫離製造死亡的張力。藉由逸出「常態」邊緣人的特殊案例，我們看見生命政治其實是一套介入人們實質身體的、普遍性的治理機制，其保衛生命的目標「從來都不是中性的」（頁7）。
本書是黃涵榆在師大英語系碩博士班開設的「生命政治與倫理」課程演講內容彙整而成，探討亞里斯多德、霍布斯、鄂蘭、傅柯、巴迪烏、阿岡本、艾斯波西多、桑特納等作者的著作，並收錄一篇看待疫情的生命政治思想論戰。本書引介歐陸哲學對當代生命政治情境的思考，作者藉著對原典的爬梳，相互闡釋對照組裝與連結。我認為本書的七個主題可歸類為三大類議題，正好一覽共同體與生命政治的共生性、內在矛盾與其弔詭性。
第一類，共同體的例外。亞里斯多德宣稱「人是政治的動物」，強調人類的群居本能與理性溝通的能力，但真的如此單純嗎？本書第一章〈城邦與政體〉回溯至古典政治思想，人之所以組成群體，是為了實現幸福與德行的城邦，但近現代霍布斯更務實說明人們是為了自保組成政體，設立君主（the sovereign）並與其訂定契約接受保護，延續集體生命。人透過集體保護生命情有可原，但在〈極權主義與集中營〉一章卻提醒我們在文明進程中滋生了訴諸群眾支持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以集中營或勞動營方式清除異端。就如鄂蘭所言，非惡之人屠殺數百萬猶太人，是因為在極權體制下無能思考，成了縱容罪惡與不公發生的幫凶；換言之，盲從即是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被共同體排除在政治外的他者不只是二戰猶太人，更包括全球化情境下的難民與「無國籍者」（stateless person）。被剝離了政治生命的他們卻並非單純的自然生命（zoe），而是藉由被法律排除的方式納入的「裸命」（bare life）。在〈裸命與見證〉一章中，作者指出，阿岡本的貢獻是點明了民主與極權之間的祕密連結，集中營不只是「非常」的歷史事實，而是「現代生命政治的範式」（頁87）。看似爭議性的宣稱「我們難民」，卻讓我們藉由淪為難民者的脆弱，見證人類與公民同一性的脫鉤，且看見共同體的形式與限度（頁95）。
第二類，共同體的治理。在〈精神病院〉和〈經濟與治理〉兩個篇章中，作者爬梳傅柯所帶出的生命權力的兩個面向，一是規訓權力，二是生命政治。
前者說明了在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的精神病院這一類的機構中，被視為對共同體之威脅的病患與外界隔離。權力一方面讓主體在凝視與責罵等規訓過程中轉化為歸順的身體（docile bodies），另一方面也藉由醫學凝視來建立醫學知識的生產。然而後者的「生命政治」提出不同於一般左翼的政治想像：傅柯認為，在現代國家朝向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轉型下，限制國家機器的權力並以最小成本管理生命（如出生、死亡、健康、人口），減少對市場的干預，以獲得最大的政治經濟效益。雖然看來是市場烏托邦，卻涉及精密的政治計算，讓這種社會裡產生的「經濟人」一方面是利益主體，另一方面則是政府治理的客體（頁140）。作者說明，傅柯理解的「自由」並非普遍化價值，而是建立在特定的權力網絡中，「被治理者要求的自由和治理者的自由總是無法維持均衡狀態。自由主義的治理使得自由成為一種被製造、流通和消費的客體」（頁137）。
作者以家務移工（migrant workers）為例，提出全球經濟治理的問題核心：他們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勞動市場中進行國際遷徙的人口，由東南亞等國家前往經濟富裕的國家從事幫傭或護理照顧等服務；在這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生產與勞動卻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剝削。棲身在一個規範著排除與納入公民身分的想像共同體，他們是作者所謂「故鄉的異鄉人」。但在此作者卻也提問：台灣社會中看似「他們」的新住民，不是早就成為「我們」日常風景的一部份嗎？
第三類，共同體的超越。本書後半〈免疫〉一章點出群體之所以「不共」是生命體面對風險做出的保衛性反應。艾斯波西多以「免疫」（immunity）一詞不僅暗示並也解構「社群」（community）一詞，以否定的方式存在於社群外部（outside）（頁169）：為免於危險的威脅，生物內部具備一種否定性的元素。以法律為例，為了免於外部暴力的威脅，必須內化某種外於法律的狀態，也就是將暴力法制化以控制暴力。但當法律／暴力將總在超越邊界的生命常態化，排斥常態外的存在，便走向自我否定／免疫的狀態。為了不讓免疫防護毀滅生命，艾斯波西多主張向外部性開放、建立在異質性的生命，「一種跳脫自體免疫邏輯的『肯定性生命政治』」（頁188），帶來容納差異性與獨特性的群體潛能。
在〈神學救贖〉一章中，作者援引巴迪烏和桑特納的政治神學，思考超越自／他對立的倫理。巴迪烏以門徒保羅宣稱的基督復活，引領信徒們跨越族群與文化等界限，讓主體本於自我信念，不受國家性別階級等標記主宰。桑特納則認為神學救贖並非對現世的否定或逃避，而是存在日常生活。主體不受制於普遍性與目的論，肯定生活中發生的獨特事件；面對他者不苦於拒絕否定，而是接受彼此差異，承擔這種兩難並擁抱生命的複雜性（頁206）。
《閱讀生命政治》帶出了生命政治與政治哲學議題，作者更以不少文學與電影作品為例，如卡夫卡《審判》、歐威爾《一九八四》、電影《楚門的世界》與《鬥陣俱樂部》，讓看來艱澀的理論與文本相互輝映，使讀者得以親近。今日我們或許更能切身思索生命政治的情境：在戴口罩、社交隔離、打疫苗的例外狀態中「你的身體不是你的身體」，每一個他者都成為惶惶的威脅。我們可看到「仇恨亞裔」犯罪的激增，瘟疫蔓延時對災難的焦慮讓人更為排外。我們也能藉由仍在持續的烏俄戰爭中，看見國家以可能威脅為名（烏克蘭加入作為西方軍事聯盟的北約）啟動免疫防衛，侵略另一個國家，讓無辜人民犧牲生命或是成了流離失所的難民。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ty），如作者所言，「顯然已成為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一環」（頁240），我們又要如何在這樣的時代，擁抱他者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閱讀生命政治》呈現群體「不願『共』、不可『共』」（頁35）之兩難，或許就是在這些低迴疑問中，想像重構另一個共同體的可能性。
[1] 本書評的引用頁數為《閱讀生命政治》的電子書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