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陳怡吟
1999年生於台東。東吳大學中文系畢，現就讀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講者與講題
吳建亨（國立清華大學外文系）「起源的故事：人類、技術與當代數位科技的另類想像」
楊志偉（國立台東大學通識中心）「以／與哈曼協商：從家宅之物——如一根鐵槌與一封信——談起」楊乃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疫』起宅的我們：病毒、數位科技與（再）中介」
自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以來，跨域流動被迫暫時停滯，催使人們回到原屬於私密空間的「宅」，重新習慣以數位科技進行溝通聯繫、接收資訊的生活型態。然而，當工作及日常生活開始朝向網路及數位科技靠攏，家宅空間與螢幕空間之交界，也在無形之中愈加模糊，螢幕之於人的關係儼然不再停留於主、客體之間，由此我們不禁探問，「『宅科技』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新的發想？」
■ 吳建亨：盜火與科技，希臘神話的啟示
「希臘神話如何使我們思考家與科技的關係？」甫見講題，很容易就為「起源的故事」給吸住目光，然而關於這個疑問，吳建亨並未直接切入主旨，而是先自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與美國學者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談起。
吳建亨指出，在Stiegler的二重懸置疊加理論與Zuboff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中，他們對於「當代科技加速演化的過程，對人類社會造成前所未見的衝擊與災難」此一見解是不謀而合，但二人對此現象的批判預設立場，以及支撐他們理論的基礎，實際上卻大不相同。Zuboff著重於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我們所「失去」的事物，而Stiegler卻認為數位科技固然造成衝擊，但同時亦帶來發展潛能。
若更為深入地分析二人，會發現Zuboff對監控資本主義的批判內含「人本主義」的價值，Zuboff認為，現今機器的他律，凌駕於個體自主之上，而撥亂反正的方法，便是「重新復甦個體自主的神聖性」；而Stiegler則是站在「人類中心主義」角度出發，他認為正因人類具備「原初的缺陷」而擁有例外性，成為必須依賴技術、環境才能存活的物種，此「原初技術性」便構成了他理論的基礎。
既已談及「原初的缺陷」，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偷火贈與人類的隱喻，在此已有了相當清楚的闡釋——Stiegler藉此指出人類缺乏的內在特質，是透過外在的技術才得到補償，即人類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內外共同演化的過程。
除論述普羅米修斯與愛比米修斯的神話，Stiegler亦透過《柏拉圖．米諾篇》及希臘神話中波瑟芬尼的故事，辯證在數位科技的浪潮下，我們如何將已經失去的事物進行「再創造」，雖然看似弔詭，但Stiegler欲強調的是，關鍵並非在於「失而復得」，而是在原初技術引導下，繼續生產新的延異（différance）。
對於自動化與數位科技帶來的挑戰，Stiegler認為我們可以進行思考的，不只是「該怎麼辦」，更是「值不值得」的問題，「若21世代面對的挑戰是網狀自動化社會帶來的懸置災難，那麽核心的批判與關照，並非回歸網路尚未存在的美好過去，而是尋找一個方法，讓我們的生命值得網狀自動化的社會。」
最後，吳建亨以「詮釋網」為例，為我們開啟對數位科技的另一種想像。詮釋網的概念同為Stiegler所提出，他試圖打造的，是區別於當代社交網路平台的一個對話式討論空間，「由此紀錄概念發展的歷時性過程，賦予數位技術一個新的目的，讓不同觀點的衝突得以被呈現。」透過以詮釋網概念生成的平台，「數位技術不再扮演自動化社會對行為調節的角色，而能成為去自動化的基礎，讓數位環境成為培養批判性思考的場域。」 詮釋網的概念儼然帶來一道曙光，在數位科技帶來衝擊與災害之際，為我們清晰指引一條可以前行的路徑。
若21世代面對的挑戰是網狀自動化社會帶來的懸置災難，那麽核心的批判與關照，並非回歸網路尚未存在的美好過去，而是尋找一個方法，讓我們的生命值得網狀自動化的社會。
■ 楊智偉：科技之「物」的再辯證
「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宅科技』？」關於這個核心問題，楊志偉首先拋出一連串的假設試圖釐清，而問題意識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聚焦——「若將『宅科技』視作宅、存有以及科技或技術的交會，那『宅科技』與『物』之間又有什麼可能的關聯？」
楊志偉先自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開始談起。海德格所論述的「物」，是一種讓存在體得以聚集的存在，透過聚集，「存有」得以被展現而出。有意思的是，這裡指涉的「存有」其實便是「宅」的深意，因為「宅」就是人類存在於世界的形式。「物」不僅讓人類與世界產生關聯，更拉近四層之物（天、地、神、人）之間的距離，因此宅總是與物相伴發生。海德格進一步以「橋」作為舉例，透過橋樑的媒介與作用，某處得以作為場域，讓兩地的人、事、物被串連起來。
這或許能同時說明，為何海德格對現代科技的產物會採取較為批判的態度，他指出這些科技產物造成的問題，在於它們僅僅作為「用具」，消弭四層之物間物理上的距離，然而對於存在的彰顯，實際上卻是無濟於事。海德格認為，現今的我們對於科技的理解尚未足夠，物應具有一種能力，能使不同層次的存在體化為「單純一體」，能向彼此有所展現，產生關聯與串連。
若將「宅科技」視作宅、存有以及科技或技術的交會，那「宅科技」與「物」之間又有什麼可能的關聯？
接續，楊志偉回到對於哈曼（Graham Harman）的討論。相對於前述海德格所強調的關聯性，哈曼試圖主張的是「物」具有的必然獨立性，他認為其不能被化約為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因為若是如此，物的「改變」便不可能發生，由此應指向某種存在形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若所有的「物」都自彼此的關係中引退，那麼新的問題隨即誕生——物與物之間該如何產生連結？因此哈曼提出，物應具有四種層次（分別為Real Object、Real Qualities、Sensual Object、Sensual Qualities），而使彼此可以發生關聯與張力。
演講的尾聲，楊志偉希望以「生命政治的論述」進行收束，透過哈曼的論述，他拋出一個相當值得反思的問題：「界線真的可以完全消弭，或是完全不重要嗎？」當今雖然諸多學者對於「將個體視作神聖不可侵犯」論述有不少批判，然而我們似乎也不能絕對地服膺於關係哲學構想的主張，而輕易忽視物與物的界線與距離，或許哈曼提出的「物的必然獨立性」，能作為此問題一個參照與思考方向。
界線真的可以完全消弭，或是完全不重要嗎？
■ 楊乃女：化身數碼物，科技與去疾病化
「如何利用技術減低疾病衝擊？」楊乃女教授延續前二位的討論，繼續從Stiegler與許煜的理論，試圖探討「去疾病化」如何可能。楊乃女觀察，在數位科技時代下，疾病發生獨特改變，不再單純存於現實，而同時在網路上化為虛擬，因此無論藉由醫療科技直接減低疾病衝擊，或是透過網路媒介達到資訊流通，去疾病化已然成為重要議題。
關於Stiegler的論述，楊乃女較著重於「器官學」的討論。Stiegler所提出的器官學特別強調「有機性」，由此描述人類與科技間的密切關連性，透過「器官學革命」，我們可以看見人類生命歷程與技術生成歷程相互交織的軌跡。此外，器官學亦牽涉「體外化」的概念，即產生「非有機器官」的一種器官創生形式，其對於有機器官的生存是不可或缺。
相較於Stiegler，許煜其實對於數位科技著墨更深。楊乃女說明，許煜之所以如此重視「數碼物的哲學」，是因為西方的哲學傳統難以理解「技術物」與「數碼物」，哲學家的論述特別著重於「意識的結構如何認識客體」，而少有討論「客體的存有」以及「客體的存有如何提供認知的過程」。
除Stiegler外，海德格「物」的概念亦啟發許煜，他認為我們應從不同的層次討論數碼物，因此提出以「空間」及「時間」的量級來進行觀察。空間角度上，我們必須透過類似語言的關係進行理解，這種語言並非存於紙本，而是一種透過擬仿所創造出的人工語言；時間角度上，許煜則以跨主體性與跨客體性進行對照。他對跨物性的理解可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物的內外關係物質化」，他認為技術會將隱含的關係以「可計量」的方式表達而出，例如具體的時鐘可呈現抽象的時間；其二，物質的跨客體性會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環境，讓自然與技術得以連結。
談完許煜，楊乃女再次回到「去疾病化與去未知」的議題。她指出，宅科技和疾病的關係可分為兩個層次進行觀察，分別為肉身的層次——疾病對有機器官的影響，以及虛擬的層次——使用非有機器官來處理疾病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當疾病化為資訊、影像、數據傳遞出去，疾病可謂化身為數碼物，與人的關係也在此發生變化。
最後，楊乃女提及「去疾病」帶來的挑戰。疫情時代下，未知的病毒改變自己與他者的界線，「自身」的存在彷彿只剩下病毒與身體的關係。當病毒與科技形成新關係，沒有臉孔的「我」因而誕生，無論是否生病，「我」似乎都不復存在，與此同時，為了防疫身體又被簡化為病毒的數據之物，而使人亦成為「無肉身之人」。當時間走向後疫情時代，疾病數碼物的發展不但沒有停滯，反而已然比病毒還要活躍許多，不僅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更持續與科技產生新關係。
透過許煜，我們已對科技、病毒與數碼物有諸多釐清與反思，然而在疫情尚未結束的今日，無論是宅科技或是去疾病化，似乎都還有諸多可能等待我們持續關照與挖掘。
當疾病化為資訊、影像、數據傳遞出去，疾病可謂化身為數碼物，與人的關係也在此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