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涵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教授）
從「嚴謹」的學術著述的標準來說，對於當下所發生的事件所進行的言說（discourse）或概念化的企圖都是危險或值得懷疑的。但從巴迪烏式的觀點來說，「事件」產生於特殊情境中，卻無法套入既有的語彙、分類與估算系統；事件使新主體與真理得以產生，用巴迪烏的話來說，標示了「本體場域失去整體性或陷入困境的斷裂點」（Theoretical Writings 100）。更重要的是，事件所開展的「真理程序」（the truth-procedure）有賴主體的介入；而這種介入需要的是近乎下賭注的信念，而非以確實性為基礎的知識教條。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事件必然是爆衝、甚至暴力的，如同是「真實層的爆發」，無法被納入組成分子各得其所、恰如其分的實證（知識與生命政治）秩序。
誰是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或主體，在場與不在場？對於一個持續三個多星期、歷經數次「攻佔」、「路過」、「驅離」行動的運動過程，是否連運動發生與進行的場域都具有相當程度的不可辨識性？主流媒體用盡招數企圖壓制運動的效應指出運動訴求一變再變，不也正突顯運動不受限於單一議題與行動原則的事件性？一場又一場主題不一而足的民主講堂、一開始的「反黑箱」、「逐條審查」、到「退回服貿」與「先立法再審查」，也因為324攻佔行政院衍生出「譴責國家暴力」；白狼和王炳忠（或「王偉忠」）的「路過」與4月7日鄭南榕逝世紀念日更激發了統獨大戰，中國方面甚至因而重新評估服貿簽定的進程、甚至是對台的統戰策略…。
這是一場世代戰爭，只是國民黨還不願意看清這樣的本質，仍舊和中國唱和將運動定位成民進黨所煽動。國債破表、高失業率、22K——執政者還可以大言不慚要年輕人將來到中國去領50K，去尋找春天。馬政府執政下的年輕世代是一個提早被貧窮化的年輕世代，這種一整個世代面對無能又無情的政府的失落與焦慮，毫無疑問地會爆發出來成為運動的動力。但還有些更根本的社會心理因素。臺灣長期以來國民黨挪用所謂的中華儒家教條的控制之下，對年輕人相當不友善。整個社會一直充滿封建保守與反動的價值觀，從這些價值觀出發，任何爆衝的社會運動、任何佔領行動都是不合法的，都是擾亂社會秩序，都是小孩子不好好讀書受人煽動…影響交通、妨害安寧、甚至霸占公署。交通大學校長為何會去慰勞警察，向社會道歉沒把學生教好，難道不是反映出臺灣社會整體的一種極端保守的父權心態？也許有人表明肯定學運的民主價值，但是那些肯定是否加了一些但書：運動可以，但是也要守法，也要尊重政府…等等這種看似包容民主、實質上反動的論調，充其量終究不過是要保持現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國家鎮暴機器的一環，獨佔暴力的使用權，以強化合法與非法的界限。而這種界限正是反抗運動要挑戰的。
拜臉書與Youtube的即時性（simultaneity），若說太陽花學運是一部快速組裝的資訊與知識戰爭機器似乎並不為過。這部機器跨越了地理政治此處與彼處、在場與不在場的界限，其效應不僅在於線上迅速擴散的跨語種與媒材的資訊與情動力的傳遞與轉譯，也與即身的、在場的身體動能的衝撞緊密相連。這是一種可稱之為「微型的全面戰爭」: 只要手機有電池，只要筆電找得到可以用的電源，就有戰爭的場域，每個運動者都是媒體！特別是當國民黨和中國擁有大量的網軍（或者俗稱的「五毛黨」或「下去領五百的黨工」，現在又多了「殭屍帳號」的攻勢）。
除了資訊與影像之外，物質與人力資源的聚集與配置也同樣具有高度的連結性、能動性與擴散性：各式各樣的食物與飲料、寢具、音響設施… 不同時間點的活動與作息、肢體動作、聲響、知識與情感勞動…。從黑島青、農民陣線、臺灣教授協會、到越來越多的社運團體的加入，持續到330當天到達巔峰; 賤民解放區、 親子共學聯盟、大腸花…撤離立法院之後包括公投盟和基進左翼等十多個團體組成自由聯合陣線，加上一些自主性的、小規模的、遍地開花的行動 （包括各大學針對經濟部校園服貿列車的反制行動），運動者已非單一同質性整體，而是一種既連又分的共在的狀態。那也是一種「遭遇」（encounter）狀態，擺盪於個體性與集體性之間、是一種具有高凝聚力卻又因為具有高度偶發性而抗拒認同的共群。
太陽花學運是畛域化（territorialized）的佔領行動，具有去畛域化的效應。台北都市空間重新的繪圖，當議場不在是議場，馬路不再由車輛獨佔使用權，空間的即興配置與演出，學生上課地點的遷徙，更甚者，牽制了國家機器，暴露其暴力運作結構，形成一種互相牽制、動態的恐怖平衡，什麼都可能發生…I occupy, therefore I am. I have to be, therefore I am held captive…撤出議場前那關鍵72小時難道不是一種彌賽亞式的懸置？事件和平落幕，或制服，或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