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先陌
台北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佳作，入圍時報文學獎新詩組等。
講者與講題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流行音樂的文化政治—以『後戒嚴』時代的台語歌曲為例」
黃冠閔（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山與海之間的共存」
■ 何東洪：音樂所烙印的時代
Art & Society、Music & Society常常被提起，但這樣一個關於「&」的討論，究竟產生了怎樣的關懷？我們如何從音樂與社會產生的關聯性中，去理解音樂和社會交織互涉的台灣？這關涉到的不只是社會層面，更是一個如何欣賞音樂的問題；在認識兩者交織的互動關係後，談論音樂、聆聽音樂，會有一種不同的感受，音樂不再只是一段旋律，而是作為具有非線性化的歷史分野，它烙印在每個時代、在我們每個人的血脈中：它具有某種迴光，在過去發展的路徑中，作為幾個特定的點或焦點，讓歷史的演變過程發生轉折。
音樂不只是一段旋律，而是作為具有非線性化的歷史分野，它烙印在每個時代。
■ 台灣音樂的三個重要時刻
關於台灣音樂有三個重要的時刻。
第一個時刻是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在學運的洗禮下台灣音樂有了不同的發展，伍佰、陳明章等人對此時期的台灣音樂有著重要貢獻。接下來是2006年、2007年「台客搖滾嘉年華」所引發的一系列台客文化的崛起與變革，並對音樂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從前「台客」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詞彙，甚至「台客」就是家長們拒絕讓孩子接觸的那一群人；2006、2007年台客文化興起後，「台客」的定義開始有所轉變，有好多樂團都能被納入這樣一個詞彙中，甚至引發「台客」一詞註冊商標的事件。
到今日，「台客」已然成為一個具有眾多面貌、延伸到服裝以及各種生活層面的一個用詞；當然我們可以說「台客」主流化因而是一個被「收編」的詞彙，但它更複雜，也可說是重新整編或者是交織。
最後是318太陽花運動，以及隨之爆紅的滅火器樂團；318是二十一世紀很重要的、集體性的社會運動、佔領運動，即使被稱為太陽花運動，但它和野百合運動性質還是不太一樣的。滅火器樂團透過〈島嶼天光〉被許多人認識，後來獲得金曲獎最佳年度單曲，這首歌也許未必是滅火器最好的歌，但是卻是最有名的，在此之後，滅火器的聲勢不太一樣，樂團也有所變化。
■ 展演性、生產性、在場性
可以想像，如果我們身在這三個重要時刻的現場，將會聽到怎樣的歌曲。我們也許可以找十張專輯台語專輯，然後每一首歌詞去分析，雖然這樣的分析也並不容易，但討論歌詞、討論意境，這是最典型的五０年代、六０年代的研究方式，可是流行音樂發展的過程，越來越與戰後的文化，或者是反叛文化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歌詞分析在流行音樂的研究是很小的──音樂不像病人，或某個可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的實體，音樂的重要性，不是在於它的持續的形式或者內容上，而是在一種展演性、一種生產性上，從音樂歌詞到現場參與。
音樂不像某個放在解剖台上解剖的實體，音樂的重要性，不是在於它持續的形式或者內容上，而是在一種展演性、一種生產性上，從音樂歌詞到現場參與。
當我們在某個音樂會的場合裡會起雞皮疙瘩、會被感動，音樂的現場性是很重要的，它之所以讓你有所感動，與你所承繼、共鳴的文化記憶有關。
例如有的人喜愛聽伍佰的台語歌，但聽他唱華語歌曲便無感。在做研究上，音樂的訪談是很難做的，音樂人未必會說真話；更好處理是歷史文化的研究，每個人起雞皮疙瘩的原因不同，去研究被感動的原因，研究它之所以感動人的脈絡、緣起。
也因此，問題意識頗為重要，不只是「我喜歡」所以做某個研究，音樂是一種建構性的，它建構了一種情感，重視自己的經驗跟影響，擴而廣之，去理解台灣歷史如何透過音樂被建構。理論是提供我們重新認識現實，論文的文獻回顧不是只寫文獻回顧，而是一個問題意識理論化的過程，音樂的聲音如何成為一種中介，何德何能可以穿透歷史、被經典化。
音樂是建構性的，它建構了一種情感，擴而廣之，去理解台灣歷史如何透過音樂被建構。
■ 聲音的表演性正在改變
音樂可以折射廣泛的社會身分認同的形構，甚而透露世代無法理解的事情。自2000年以來，台客便成為跨地域幻想，台客音樂則纏繞於各種建制裡，舉例如珂拉琪，他們不太喜歡唱現場、臥室也可以成為他們的錄音室，這種不遵從流行音樂市場化的作風，無疑，便是一種激發認同過程，而我們也可以因此認識到聲音本身的表演性在改變中。
音樂的記憶與社會交織建構著，台語流行音樂跟被壓抑的歷史可以結合起來看，比如早年做家庭代工的婦女，那特定的情況之下，台灣的歷史如何透過音樂被建構起來，是我們生發問題的起點，而不是把它當作一個終點；以此去翻閱歷史的時候，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出現了。（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