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仕達
■ 李時雍：海洋島嶼的翻譯文學
李時雍所帶來的講題，亦是在探討著南島文化於人類學研究、民族誌與文學創作中的歷史關聯和縱深。他解釋《沒有信箱的男人》夏曼．藍波安所對話的是，信箱是位置和座標，也是文字能坐落的所在。當你能夠掌握文字，掌握這個紀錄的工具，就好像存在一個位置，有了地址。對於達悟族而言，他們在大歷史中，彷彿是一個沒有信箱或沒有文字的民族，他們的命運掌握在於使用文字的帝國當中。
■ 從船眼（Mata no tatala）到攝影之眼
以《大海浮夢》的拼板舟留影開始，圖解寫到：外祖父的船與圖騰，我將繼承他的船飾圖案。以及《沒有信箱的男人》中，伊姆洛庫部落（紅頭部落）工作小屋前的兩名女性，李時雍試圖要解釋眼睛到殖民與被殖民客體下的視線回應。在書中所收錄的各種上世紀、超過百年的相片中，以在紅頭駐在所的成員合影做為討論議題的啟發，相紙背面寫下鹿野忠雄（1906 -1945）、馬淵東一（1909 -1988）、移川子之藏（1884 -1947）等，重要的人類學者們，這也開啟了上個世紀初日本總督府殖民山間部落到海島的重要紀錄，通過影像、文字去記錄這些不同的族群、物件、體態特徵，留下了大量的紀錄。然而，這是否是客觀的紀錄？種種看似安靜的影像，背後的攝影也代表著殖民權力（軍事、警政）介入到這個島嶼上。攝影機的反射，便是我們與（殖民）歷史對話的通道。
看似安靜的影像，背後的攝影也代表著殖民權力（軍事、警政）介入到這個島嶼上。攝影機的反射，便是我們與（殖民）歷史對話的通道。
蘭嶼的民族誌攝影與文字紀錄並不是特例，而是在20世紀初的南島共像。以夏曼．藍波安《沒有信箱的男人》為例，作為探險者、人類學者的鳥居龍藏（1870 -1953），是一個與島嶼接觸的第一位異邦人，也是寫下第一部關於紅頭嶼的調查報告。夏曼．藍波安回溯從1902年到2022年，剛好跨度超過一個世紀，通過小說書寫與大量的文字記錄對話。通過他的書寫，描述的鳥居龍藏，只關心所謂的人類學寫真，他帶著相機，對於部落來說，相機與武器無異。
他一邊放著筆記本，一邊放著手槍。然後另外一邊放著相機的鏡頭都像武器一樣。讓族人非常恐懼，或者是厭惡。相機不是攝影而是攝走族人的靈魂，紀錄便不像鳥居所講的：「他是將來給達悟民族後代的影像資產。」在文字所寫的初民相遇，變成了暴力的理解。「有文字的民族或國家，他們很輕易用文字就可以寫上是我的版圖。」透過小說片段，以Spivak所提：「對於這些從屬的階層，邊緣的弱小的民族而言，到底他們如何發聲，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文字或影像能夠變成一個追跡歷史的課題或對象的媒介，也許我們就有重返的可能。
■ 面對現代性的惡靈
接著李時雍將三艘船來蘭嶼的時序進行並置和比較，他以1903年班傑明號的泊船便與達悟人造成衝突，作為來島的第一艘船；而衝突導致殖民政府向蘭嶼駛進第二艘帶來殖民治理的船。當我們以夏曼．藍波安的散文作品〈台灣來的貨輪〉來談。第三艘356號的鐵殼軍艦，談及了蘭嶼的現代性物質遭遇，在夏曼．藍波安所寫，雅美的人們看見貨輪，孩童看見希望、年輕人感受到徬徨，老年人焦慮。若是來蘭嶼的漢人們看到，便是外省人期望物資，台灣人期望調回台灣，又或是公職薪水袋；學童們渴望飲食，年輕人想偷渡到台灣，雅美勇士看見船隻的航速。達悟族人乃至夏曼．藍波安以貨輪作為母題所寫的，是直指族人在百年來漫長的不安、焦慮和警戒。
當我們直視惡靈，便是處理80年代「220驅逐蘭嶼惡靈」反核廢料貯存場運動。它同時也是串起了小島百年來所承載的複雜故事。在戰後的蘭嶼紀實紀錄中，胡台麗（1950-2022）《蘭嶼觀點》所看，能看見觀光所帶來的凝視，醫療狀況，核廢料問題。在紀錄片的鏡頭設定，也呼應了講題中，關於攝影的前景與背景。凝視的回應，便是對攝影的恐懼，攝影機宛如武器般。
再從核廢料貯存場所講，貯存場的建置與漁獵海域在同樣的地方，並以「罐頭廠」哄騙達悟族人們去投入這個廠房的建置過程。在種種政策的戳破下，以關曉榮的攝影集去談及一系列的蘭嶼問題。同時的，當布農族的拓拔斯．塔瑪匹瑪於蘭嶼行醫，都將蘭嶼在80年代以後的問題揭發開來。
當我們將地圖放大來看，看見蘭嶼與台灣，便是一種地緣政治上的問題，小島跟大島之間的對峙，變成纏著現代性的隱喻。關於達悟的翻譯，便不只是語言和文化上的翻譯，也包含對於歷史理解的翻譯。群島便是歷時性也是共時性的面對最初的接觸，以及後續延伸諸般的問題。
關於達悟的翻譯，不只是語言和文化上的翻譯，也包含對於歷史理解的翻譯。
延伸閱讀：
朱惠足，〈島嶼作為世界之起源／終結：呂則之（澎湖）與崎山多美（八重山）的離島民族誌想像〉，《文化研究》第28期，2019。
李時雍，《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野蠻與文明》（台北：時報，2023.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