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摩頓之《暗黑生態學》

閱讀摩頓之《暗黑生態學》
楊志偉 (國立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摩頓(Timothy Morton)於2016出版《暗黑生態學:未來共在邏輯》(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一書,企圖批判、解構所謂的agrilogistics(姑且翻成「農業物流邏輯」)。此書的副標叫做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這裡談的共在或coexistence,已經不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存有哲學中,所處理的人與人的共在(Mitsein或Mitdasein)面相,而是同時包含人與非人、甚至非人與非人之間的共在存有。涉及、參與、或羅織(enmeshment)於共在關係的存有體,不必然是人或是非人;人與人、人與非人、非人與非人皆可且皆須納入如此共在邏輯之中。某種程度上來說,摩頓關於生態學的相關著作,特別突顯了儂曦(Jean-Luc Nancy)在重新定義海德格本體論為一種共在本體論(ontology as a co-ontology)時,所隱含的非人共在面向。儂曦所談論的單數存有體與共在概念,以及相關的自由可能,其實早已不限人類存有或人類存有體(皆為human Dasein) ,只是儂曦也並未將其論述重點放在非人的向度。而摩頓藉由《暗黑生態學》一書,可以說是有意無意地補上了儂曦尚未填滿的空缺,點出人與非人、非人與非人共在的可能。

      《暗黑生態學》一書分成三條線軸(thread),呼應摩頓對於物體(object、thing、entity、或拉丁文的res)存有的定義:存有體之所以作為存有體而存在,在於其存有具有一定的形式(pattern、form)。對於摩頓來說,存有的根本形式,就是迴圈(loop或looping)、就是纏繞;所以在敘述與修辭上,摩頓採用了「線軸」的詞彙,在概念上則運用loop(feedback loop, phasing loop等等)等詞語,藉此解構他所謂的農業物流邏輯,同時發展暗黑生態學作為一種未來共在邏輯。

        先說迴圈。在第一條線軸中,摩頓談到暗黑生態學是一種「怪異本質論」(weird essentialism)(64);而怪異(weird)一詞,除了有「奇怪的」(strange)、「陌異的」(uncanny)等意之外,其字源上也有旋轉、纏繞、迴圈之意(5-6)。迴圈是一種事件、讓存有體成為存有體的形式動因 (formal cause),也是一種奇妙的自我關係,是一種出去在回來的運作過程,向外、往外作用的行為最後向內產生了作用與結果。例如摩頓在《暗黑生態學》中所討論的自體免疫(autoimmunity):自體免疫的運作即構成一種迴圈,個體在將致病基因或是損害生命的元素排除於自體外的過程中,對自身產生反饋,限縮了自我生命的發展性、甚至危害到自身存在。而活在農業物流邏輯的人類,為了要排除飢餓、為了要預防飢餓的發生(「風險社會」或risk society的概念可說是與農業邏輯社會同時誕生),所採取的種種手段與措施,卻讓其生命進入一種封閉的狀態,脫離了人與非人共在的暗黑生態生命樣態,反而損害了生命(43)。
然而,這不是說暗黑生態學作為一種存有樣態思維,可以脫離的迴圈的狀態;事實上,存有永遠都是以迴圈的形式呈現、以出去再回來的形式存有。譬如說,存有體的本質與表象必須先分離,先讓某個存有體A必須先不等於A自己(A=/=A),此存有體才可以做為A存在;也就是說,此存有體必須先分裂成being與appearing、分裂成其存在本質與表象,才可以作為自身而存在。這裡的本質與表象的分裂作為「出去再回來」的例證可從兩個層次理解:第一,分裂使得存有體自身不等於自身,而是等於這個分裂或自身不相等;第二,參照摩頓在《超物體:末日之後的哲學與生態學》(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所說,表象或appearance始終是一種appearance-for,是向著外在其他物體而成(78)。無論如何,若要說一個存在體存在,那麼這個存在體必須同時是被理解為這個存在體本身、也不是這個存在體(a being is a being and not a being at the same time;同理,a human being is a human being and not a human being at the same time)(Dark Ecology 71)。而如果說農業物流邏輯的問題不在於迴圈,那其問題之所在,在於其迴圈的方式,往往將迴圈的形狀扁平化、線性化、方格化,譬如表現在人類農耕與土地上所劃出那一條一條的溝渠、所創造出來井然有序的制化空間(50-51)。一條條開鑿出來的溝渠是一條條依照直線邏輯所進行的土地利用與分割,反覆在土地上所刻劃下的溝渠,是農業物流邏輯的迴圈重複。 而人類語言運作與農耕邏輯亦互為表裡,一條一條的溝渠就是一行又一行的文字,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批評的在場形上學(metaphysics of presence),也在農業物流邏輯中一一現身:人類在土地上所劃下的各種「記號與符號」(50),表示著農業物流中心與人類語言以及邏輯中心主義(logocentricism)的共生與伴存(51)。

        摩頓對於農業物流邏輯的批評路數,坦白說不能算是百分之百原創。後現代、後結構與生命政治等各種對於現代性、邏輯中心主義、在場形上學,及其所相關的種種二元對立邏輯,跟摩頓所採取的批評視角很多時候是十分類似的。然而,摩頓的特點在於他所要批評的時空尺度:第一、歷史時間——不單純是現代性、不單純是自然/文明的二元對立,而是自新石器時代(Neolithic)以降所形成的人類文明、文化思維(可注意culture與cultivation、文化與耕種之間的關聯)。摩頓認為,當代文明的種種問題,如全球暖化等,某種程度上都緣起於一萬兩千年的新石器時代農業物流邏輯。所以某種程度他的做法有點像是史提格勒(Bernard Stiegler),把現代性問題的源頭拉到了非常早的時間,不再只是希臘羅馬文明、或是希伯來文明、甚至蘇美文明,而是更早。甚至,對摩頓來說,在新時代石器之前的舊石器時代(Paleolithic)也不是不受農業物流邏輯戕害的美好時代,而是早已服膺於農業物流邏輯與其迴圈運作。而摩頓所追求的,則是可以擺脫農業物流邏輯的arche-lithic(姑且翻譯為「始石器時期」),一種人類不再片面主宰、定義自然,以農耕、農業物流等邏輯與運作控制、挪用、剝削自然,而是人與非人可以互相開放而共在(63)。第二,地質時間:摩頓在處理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時候,並非採用傳統地質年代的分類方式,如二疊紀、三疊紀等,而是採用同心圓式(concentric temporalities)的理解方式:人類世不只作為是人類世獨立存在,同時也包含在細菌世(Bacteriocene)、氰化世(Cyanidocene)等時間之中(69-70)。 這些不同的「世」並不構成時間上的先後,而是共時發生:一「世」包著一「世」、一層包著一層。這也可以進一步解釋摩頓對於人類世的理解:人類世不是最晚或最新產生的地質時間,而是指向人與人、人與非人、非人與非人共在,以及人是人、人也不是人矛盾邏輯的生命狀態;而人類世與其他「世」的共存共在,也表示著人類世不僅僅是作為人類世,同時是人類世也不是人類世。

       摩頓所批評的對象,不是單純的唯心或唯物主義;心與物都是一種存有體、都是一種物、都是一種thing或res(拉丁文的心與物,或res cogitans與res extensa都是res)。而事實上,摩頓的批判對象,同時包含了形而上學、本體論、生命政治、農業物流邏輯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對摩頓來說,這些問題根本上是同一套問題,都源自於農業物流邏輯。在《暗黑生態學》第一線軸中,摩頓則直言農業物流邏輯的三項根本運作原作:
1) 不可違背無矛盾律(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is inviolable)
2) 唯有常態存有才算存有(Existing means being constantly present )
3) 存有本身永遠優於附加於存有之上的特質(Existing is always better than any quality of existing)(47)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三項原則是一樣的,都表示著A=A如此邏輯。A如果是A,A就不能是非A;如果A不是A,那麼再說A=A,則構成矛盾、違背無矛盾律。而A=A亦表達一種實存邏輯,A以A的身分存在、A實存,並且常態如此。最後,A=A即構成A的根本存在,而其他與A存在相關的特質,都只是偶然附加於其上的表象或表徵(accident),而非A的本質。

       對摩頓來說,農業物流邏輯、或是新石器邏輯與美索不達米亞邏輯(這些對他來說幾乎是同義字,而且與文明、理性、邏輯等算是同義字,指向同樣的運作法則)的操作結果,是超物體(hyperobject)的排除與壓抑。摩頓所謂的超物體是一種幽靈般的存在體,解構農業物流邏輯的存有邏輯。如摩頓所舉例,「我」——這個做為人類的「我」——同時包含了屬於我跟不屬於我的元素,包含了我的身體器官跟不屬於我的細菌,包含了是我的DNA跟不是我的DNA,而我的DNA同時又包含了是我的DNA跟不是我的DNA (71;其實我的身體器官也同時是我的器官、也不是我的器官)。我的DNA是我的DNA、也不是我的DNA;我是我、我也不是我。所謂的「我」,同時包含了有我的部分、也有不是我的空氣、微生物等等。如此類德希達式的幽靈存有體,解構了A=A,推翻了在場形上學與農業物流邏輯。

        換句話說,未來共在要有所可能,須仰賴{A=A & =/= A}作為A存有的形式;存有必須分裂於存有與其存有形式之間,而這個分裂的形式,正是反農業物流邏輯的存有體須具有的存在樣態。關聯主義(correlationism)與農業物流邏輯之間的分別,不在於區分存有與表象與否,而是在於關聯主義承認存有與表現之分別無法消滅,而農業物流邏輯則企圖消除、遮掩、偽裝此一分別,將表象、表徵的部分去除,只留下長存的本體(substance),摩頓稱之為「易思本體」(Easy Think Substance)(47)。而這裡摩頓批評的主要對象,當然是亞里斯多德的的形上學基礎,即本體與表徵、或substance與accident的對立關係。亞氏形上學對於存有體的假設是,存有體本質上都是空白無特質的;其任何存有特質都是非常態、附加於其上(superadded)、偶然(contingent、accidental),因此可以被移除的;如此邏輯本質上也是生命政治的,即「自然生命」(希臘文的zoē,被假設為無特別形式的生命基本狀態)與「形式生命」(bios或form of life,即依照某種形式而活的生命)的區別。從某個角度來說,關聯主義是有隨時滑落成農業物流邏輯的危險的,前者對於「本象」(noumenon)與「現象」(phenomenon)的區分,跟農業物流邏輯的第三原則,也就是將本體看作優於其表象如此命題,在邏輯上其實只差一步。而即使堅持住「本象」與「現象」的差異可能還不夠:「現象」誕生於某一存有個體與其他個體的遭遇之中(也就是appearance永遠都是appearance-for),並永遠指向、涉及在此遭遇之中,在該存有個體中所發生的感知、感覺或情受(affect)。或許在這點上,與摩頓同樣作為「物件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重要推手的哈曼(Graham Harman),所強調的本體特質(real qualities)與與感官特質(sensual qualities)的區分就有其必要(78)——不是只有單純的本體或「是什麼」(what something is)與表現或「像什麼」(how something is to other things)的分裂,而是本體本身就分裂於what something is與how something is如此迴圈關係中。更重要是的,對摩頓來說,而這個迴圈又跟與其他存有特體進入迴圈、纏繞狀態;借用拉岡(Jacques Lacan)在其講座第二十講的所用的修辭表示,共在是一種串聯環狀體。

        摩頓還有其他許多值得一提的論點,如人與其他種類非人,如兔子、貓、細菌的絕對差異(所以是本質論);或是其「我們從未新石器時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Neolithic)」的命題(83),表示農業物流邏輯本身即藏有其自我解構的成分;或是其對農業物流邏輯所做的症候分析,如聲音有如病毒一般(見本文註釋4),也就是聲音有如大他者的要求(demand)等;或是其對於農業物流邏輯想要消除矛盾、看重本質大於形式,以及企圖否認形式 (如this is not [just] a pattern])(84)種種操作的解構。在《暗黑生態學》的第二線軸或第二迴圈之中,摩頓亦採用「這不是一句話」(this is not a sentence)、「這句話是錯的」(the sentence is false)、「這句話無法證明」(the sentence cannot be proven)等因自我指涉而產生自相矛盾的語句(90-91),以及數學家康托爾(Georg Cantor)的的超限集與超限數(transfinite sets、transfinite numbers)等概念(74),來進一步描述暗黑生態學中存有體的存在型態:A是A,而因為A是A,所以A不是A,而因為A而不是A,所以A是A。being之所以作為being而存在,也就是being=being,是因為being不只是being、being=/=being,而是{being & appearing}。

         又或是,摩頓在《暗黑生態學》的第三線軸裡面所談的各種情態:罪惡(guilt)、羞恥(shame)、憂鬱(melancholia)、恐怖(horror)、渴望(longing)、喜悅(joy),並一步步導向人與非人的共在可能。這一軸線某種程度是對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各種情態概念的延伸與回應;嚴格講起來,摩頓的方法接近海德格的論述策略,即在忘卻中記起、在隱蔽中彰顯。人類活在農業物流邏輯之中,因為其與非人之間的共在關係被壓抑、被否認、被迫遺忘,而產生了罪惡、羞恥、憂鬱、恐怖等情態。然而,正因為有這些情態,人類存在體可以一層一層的回到、進入到暗黑生態學中的存有樣態,也就是進入反農業物流邏輯的人與非人的共在模式:我是我、我不是我,構成我的成分並非全然皆我,我體內的細菌、微生物是我體內的細菌與微生物、但他們又不是我,所以所謂的我,是我與非我的集合(類似海德格的being是being與nonbeing的綜合,但是又不太一樣,畢竟,海德格所謂的being是各種「可能」存有樣態的集合;摩頓所提倡的,是不可能或是矛盾的存有樣態)。人類之所以是人類,還可以被看作一種「類」,是因為人類即構成一種超物體,每一個人類個體是人類,屬於「人類」此一物種集合,但又不能被此一集合所化約,每一個人類個體既屬於「人類」此一集合、作為該集合的元素或成分之一,但又不能化約為此一集合的元素(跟我體內的微生物是我的微生物、又不是我的微生物的邏輯是一樣的)。對摩頓來說,唯有基於此一理解,我們才能說人類是人類,才能理解人類世與暗黑生態學中,人與人、人與非人、非人與非人的共在才有可能。

參考書目
Deleuze, Gill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4. Print.
Harman, Graham.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for Everything. London: Pelican-Penguin Random House, 2018.
Harper, Douglass. “-cen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2001-2018. Web. 17 Nov. 2018.
Morton, Timothy.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6. Print.
—.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3. Print.
Smith, Jason E. “Animal.” The Nancy Dictionary. Ed. Peter Gratton and Marie-Eve Mori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5. 21-22.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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