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偉（ 臺灣大學外文系博士班）
綜觀舞鶴的文學書寫，王德威曾評論說，「在他最好的作品裏，舞鶴總幽幽的探索一種臺灣人與社會的曖昧處境。這一處境，用他最新的長篇小說的題目﹝即《餘生》一書﹞來說，是一種『餘生』的記憶與書寫」（268）。在此「餘」一字可做兩解：一者「『多』餘」、一者「『殘』餘」；「前者冗贅，後者不足，卻都暗示歷史、社群或個人主體的缺憾。逝者已矣，生者何堪；回憶成為徒然卻又不得不然的追悼形式」（268）。如此描述似乎可精準地用於解讀《餘生》一書： 「多餘」也好、「殘餘」也好，在在呼應著小說文本中，賽德克族人面對的各種無可奈何。不僅霧社事件造成的陰影揮之不去，事件倖存者與後代族人的生活也因為各種外力——包含商業、政治、宗教、文明等不同層面（123）——的同化與侵蝕，使得賽德克的文化傳統不停消逝，遺族生命亦往往顯得無以為繼；在新傷舊痕交錯衝擊之下，霧社事件的餘生者僅能苟延殘喘，毫無安身立命之可能。不論王德威的評論或小說所做的餘生見證，都可說是緊貼著《餘生》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我」在故事的最後所提出的大哉問——「餘生怎麼過？」（262）——而發。
事實上，對於舞鶴而言，「餘生怎麼過」正關乎著想像見證的問題。在《餘生》的後記中，小說家直言，「這本小說寫三事：其一，莫那魯道發動『霧社事件』的正當性與適切性如何。兼及『第二次霧社事件』。其二，我租居部落的鄰
居姑娘的追尋之行。其三，我在部落所訪所見的餘生」（265）。易言之，對於作家舞鶴與故事中的敘述者的「我」來說，探索賽德克族部落——清流部落，即日治時代的川中島——的目的，不僅是要思索兩次霧社事件的正當性，也是要透過其「所訪所見」，一方面見證賽德克遺／移族所遭逢的歷史創傷與劫後餘生，另一方則追問見證如此餘生所能注入的生命餘韻，而非只是繞著傷痕記憶打轉，使得生命無可奈何地陷入某種殘破、某種「冗贅」與「不足」。或是，王評論中所提到的「追悼」可能，其實亦可理解為呼應小說家的寫作企圖，希冀透過某種哀悼（mourning）行為脫離因過往傷痕而發的憂鬱狀態（melancholia）；只是舞鶴書寫中所成的哀悼，不再只是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定義般，涉及某種愛戀客體的置換，而是以文學想像的方式，完成某種想像見證，並藉以在見證劫後餘生的同時，將歷史創傷轉化成某種生命動力。
而如此的可能，實繫於舞鶴對於文學與歷史書寫兩者間關係的反思上。對於小說家來說，面對歷史事件或是創傷過往，文學的作用不應只是服務歷史，受制於某種乍看客觀、實則疏離的官方樣板論述或學術解釋。如《餘生》中的敘述者所言，談到賽德克族的婦女在事件當中何以會集體選擇上吊、將孩子投入溪谷時，「歷史資料解釋．．．只有淡淡一句：『女人為免自己跟孩子成為累贅，她們要把糧食留給勇猛抵抗的泰雅戰士』——就像川中島部落人皆知的事」（61）。「歷史只記載事件的表面對其中的細節無能為力」，「只記載人物的行為動作無能深入人物的內心」（155）。如此的「就像」與眾所「皆知」反映了某種教條式的歷史認識，使得事件後的劫後餘生只能依照官方歷史論述來理解，反而阻礙了其與創傷斡旋的可能，只能活在仇恨之中而無化解之道，或是陷入某種「淒美的悲傷的餘韻」之中而無解套之可能（220）。職是，惟有透過小說家的藝術想像，讓文學與歷史交融，建構出某種「文學的歷史觀」（〈「亂迷」今生〉），憑藉小說文字的想像能力寫出某種「想像的真實」（《餘生》141），不僅讓歷史更加豐富生動、更能深入人心（〈「亂迷」今生〉），亦讓「歷史和當代互相滲透、交融」（王麗華154），使得劫後餘生得以與歷史傷痕進行斡旋，並藉此進行哀悼。
因此，不同於《餘生》故事中所虛構呈現的族中長老，他在重述霧社事件當時情況時，「沒有創造一些想像的動人的細節和說法」（《餘生》42），敘述者的「我」則藉憑依其小說虛構之功夫，讓其「文字」得以「越過」那些表層的歷史「『研究』洶湧而出」（160）；不若一般「研究者有預設的立場或預先架構好的過程」（141），以某種「歷史大事綱要」（王麗華148）套用於理解歷史事件細節，文學書寫則透過細節的想像填補，藉此深入生命經驗內裡，以療癒餘生——不僅是生者的餘生，也包含死者的餘生。譬如說，談到馬紅帶著酒勸降其兄達歐．莫那，以及認其父莫那．魯道屍首等官方歷史敘述時，敘述者的「我」說到：「莫那魯道多虧有這個女兒馬紅，他死後的餘生輾轉了四十幾年才得歸葬安定，我甚至懷疑馬紅認屍時故意認錯屍．．．馬紅要父親永遠長眠在馬赫坡的密林裡不被發現不被打擾．．．不然為什麼直到晚年馬紅還在凌晨偷偷出發去向馬赫坡父兄安息之地，她知道父兄一直在那裡」（155）。在此，小說家以文學想像，重新解釋馬紅何以會一而再、再而三向馬赫坡林中步去：不是因為她還活在仇恨之中，也不是她演現著精神分析所謂的強迫重覆（compulsion to repeat），表示著其劫後餘生仍為創傷與仇恨所壟罩。雖然馬紅的養女認為，「祖靈的血仇充滿馬紅的生命裏」，「『事件』後馬紅仍然生活在『事件』中，她從未忘卻或離開『事件』，雖然有各方面的人以言語或某種行動勸解或規範馬紅，但事件後卅幾年，直到她死，她從未一刻離開」（154-55），敘述者卻說：「最單純也是最深刻的悲傷都會被『時間』治癒，沒人問癒後的餘生的怎麼過，『時間』所以治癒不了馬紅．莫那，是因為她的悲傷不單純，那種深刻而複雜的傷口『時間』也無能為力，但晚年的馬紅是幸福的，她沒有『餘生如何過』的問題，『事件』經由傷口源源注入生命的能量讓馬紅有力氣一在嘗試回返『過去』，真實的她所經驗過的事件現場，『事件』就這樣充實而完整了馬紅．莫那的餘生」（184-85）。
不同於馬紅養女的解釋，也就是最常見的官方歷史詮釋，即「祖靈的血仇充滿馬紅的生命裏」，敘述者的「我」透過其想像敘事，既想像亦見證了馬紅不一樣的餘生。在如此想像見證所構成的餘生之中，如果馬紅還有因創傷而發的強迫重複行為可言，如此行為所銘記的，不再只是馬紅只能活在無法解開的哀傷與血仇之中，而是重覆本身成為某種正面的能量，讓馬紅的餘生反而找到了某種目的，讓她在真實的面對事件本身的過程當中，找到了與創傷共存共生的可能，成
為其餘生的生命動力。因此，在《餘生》之中，馬紅的餘生可說是不若王德威所述，其「倖存是下半生詛咒的開始，她的歸宿就是死亡」（297）；相反的，透過舞鶴筆下敘事者的想像見證，反而轉化成為某種綿延不絕的生命力量，讓其馬紅的生命不再只是為歷史創傷所吸納；想像見證所生成的生命細節，巧妙地接上歷史文獻紀錄中的空白縫隙，不僅僅縫補樣板論述所缺漏的真實人生，也替馬紅那受盡創傷折磨、殘破多餘的生命展開了另類可能。
參考資料
王德威。〈拾骨者舞鶴〉。《餘生》。第四版。臺北：麥田，2011。267-303。
王麗華。〈文學的追求與超越——舞鶴、楊照對談錄〉。《文學臺灣》8（Oct. 1993）：116-58。
舞鶴。《餘生》。第四版。臺北：麥田，2011。——。
——。〈「亂迷」今生、續寫「餘生」——臺灣作家舞鶴談創作：《餘生》〉。舞鶴臺灣， wuheh_tw。7 March 2007。Web。26 Feb. 2015。<http://blog.roodo.com/wuheh/archives/28151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