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博士班
楊宗樺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集中營是現代生命政治的典範，但殖民地是否可能如Robert Eaglestone等學者所認為的，能提供一個比集中營更適切的現代性典範？本文計畫以杰克‧艾華士（Jack Edwards）所著的《無言的吶喊：“萬歲，你混蛋!”》 (Banzai, You Bastards!） （1990）與王童的電影《無言的山丘》（1992）這兩個文本為經，以阿甘本和鄂蘭（Hannah Arendt）對生命政治的論述為緯，一方面將這兩位思想家對於主權和生命的論述對照日本殖民情境下的金瓜石戰俘營與礦場，另一方面也將其思想帶入臺灣的殖民情境中，探討日本統治臺灣時期下的金瓜石戰俘與勞工的裸命（bare life）狀態，進而開展見證、寬恕、記憶與遺忘等倫理議題，並試探這樣的餘生是否具有能動性與抵抗的潛能。
1942年至1945年間，日本軍擊潰許多在東亞作戰的英軍及其同盟軍，並將他們約莫一千餘人陸續俘虜至臺灣的金瓜石，由於戰爭需要大量的銅，所以強迫這些戰俘到危險的礦坑裡開採銅礦，於此期間有數百人喪命，其中不乏是由於被凌虐致死的案例。筆者在搜尋這段歷史的相關研究時，發現探討的文獻並不多，也缺乏學術理論性的論文，其中描述這段史實最詳盡的莫過於艾華士的《無言的吶喊》，艾華士（1918-2006）是戰俘營裡的生還者、也是見證者，這本書直到日本戰敗四十五年以後才出版，裡面描述他當時在戰俘營裡痛苦的生活、及見證其他同袍的生死經歷。書中照片裡的戰俘，各個骨瘦如材、臉頰凹陷、肋骨突出，猶如一副人形骷髏營中的戰俘不但在生理上飽受營養不良、疾病和虐待拷打的威脅，在心理上要遭受日本軍官或臺籍兵的羞辱，以及每日出入礦場有隨時喪命或傷殘的壓力。書中提及促成戰俘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疾病或飢餓，而是因為「沒有求生的意願」，諷刺的是，日本軍官認為這些戰俘本應戰死戰場，但因為大日本帝國的仁慈而讓他們存活下來，並在數次的訓話裡鼓勵戰俘要好好「保重他們的身體」。在後期階段，他們讓戰俘改走捷徑的通道抵達礦區，聲稱是要讓戰俘礦工縮短進出礦區的危險路程，但其實這些通道的建立是準備當美軍攻占臺灣北部時，方便日軍可以輕易屠殺所有的戰俘。不管這些戰俘原本的軍階為何，在被日軍俘虜的狀態下，淪為最底層的生命，日本人不讓他們溫飽、卻也不讓他們餓死，與其說他們像礦工，倒不如說像是被人眷養的勞役動物，瀕臨人與非人的交界、處於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交叉路口中的活死人。
在後記裡，艾華士提到他「願意寬恕，但我們不該遺忘。」在這裡引發幾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議題：怎樣才算是寬恕？何謂遺忘？兩者間的關係又是為何？雖然他說他可以寬恕，但在書中隨處可見他對日本軍的怨恨，並質疑為何當在戰後屠殺猶太人的德國戰犯到處受到通緝與懲罰之際，這些日本軍卻能獲得赦免。另外，艾華士認為美國對於在日本本土投擲原子彈的行為不必感到自責，相反地，他認為美軍應該更早行動，以便使戰爭更快地結束。這樣算是寬恕嗎?寬恕的達成必然需要時間的距離嗎?如果寬恕可以經由時間的拉長而達成，那是否是因為含有遺忘的成份？
被日軍俘虜的戰俘毫無人權可言，在《無言的山丘》裡，日治時期的臺灣人也是如此，這部電影藉由描述臺灣的小人物於日治時代的悲慘生活，道出大日本帝國對臺灣所造成的殖民創傷，這些小人物在日本的統治下，成為次等公民，或甚至不如次等公民，他們就像戰俘營裡的戰俘一樣，活像個勞役的動物。在這個故事裡，阿助和阿屘兩兄弟為了籌措父母的安葬費，在聽到金瓜石的淘金夢後，便前往應徵礦工，但發現金礦開採不易，每日僅能領取微薄的薪資，而且所採取的金礦都必須交給日本人，後來，阿助和房東寡婦阿柔產生情愫，卻未料在一次開礦爆炸中身亡，最後阿柔帶著她與前夫所生的孩子離開，阿屘則是精神錯亂。
這部電影以戲中戲的方式呈現，開始於一個說書人的故事，藉由這個說書人講述阿助和阿屘到金瓜石淘金的故事，憶起日治時期所造成台灣的殖民創傷。在日本人治理金瓜石礦場的場景裡，被殖民者的一切生活領域皆需被暴露在帝國主權的監視下，猶如戰俘一般，完全沒有個人的隱私權可言，個人的私人空間被迫納入殖民者所掌控的公共空間。為了防範礦工私藏所開採的黃金，日本人嚴格地搜身檢查每一個要離開礦場的礦工，礦工為了要把黃金帶出礦場，便將黃金藏在肛門中以躲避日本監工的檢查，不料被人告密，於是日本人實施更嚴格的搜身，要求礦工脫褲檢查肛門。此舉引發礦工的不滿與暴動。在暴動中，一個名叫成仔的礦工因掐住日本監工的脖子而被擊斃。後來，不只針對礦工，連一般老百姓也不准私藏黃金，在一個場景裡，日本礦長帶領士兵到一家妓院搜查是否有私藏黃金，當日本士兵要檢查富美子的身體時，媽媽桑說她是個處女，仍強行被檢查私密處是否有藏匿黃金。日本人對個人身體私處的搜查，代表帝國主義對私人空間的入侵與掌控，這裡的小人物、不管是礦工還是妓女，皆不被視為政治上所定義的人。
《無言的山丘》裡的臺灣人在大日本帝國的統治下過著屈辱的生活。如果生命的定義是包含政治生命與自然生命，那麼，他們在被褪去政治意義上的生命後僅徒留肉身，他們的「餘生」也僅剩「餘身」。當日本人在搜查妓院、帶走黃金後，一個患有肺癆的妓女深覺前途無望，便於房內上吊自殺。她上吊時造成樓下天花板些微的晃動，而晃動聲引起樓下正與日本軍官周旋的媽媽桑的注目。此場景中，對肉身的棄絕似乎成為她逃離生命政治的唯一出口，天花板傳來的嘎嘎聲彷彿也為她的餘生／身／聲做了見證。在電影中所呈現的小人物，在殖民情境下生活的毫無尊嚴、苟延殘喘，但是片中似乎並沒有否定所有生命的能動性，在另外一個女性角色阿柔的身上，或許可以看見某種抵抗的潛能，身為寡婦的她，為了養育三個孩子，她做任何的差事，白天她跟男人一樣在礦區工作、或做其他的雜工，晚上除了當一個會煮飯又照料子女的母親以外，還兼差當起妓女個體戶，雖然在表面上，她是出賣自己的肉體以換取金錢，但是她也具有自己的女性意識，她不向愛慕她的阿助收取完事後的費用，當阿助死後，她也決定要帶著他的牌位一起離開，阿柔不囿於自己寡婦的身分，並能靈活的轉換她的身份、在艱困的環境裡活著。
這兩個文本《無言的吶喊》和《無言的山丘》皆以日治時代下的金瓜石礦坑為背景，雖然前者是自傳的形式，後者以電影為媒介，卻都見證了大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戰俘或被殖民者是如何在政治與生命糾結的情形下成為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