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後318

林巧棠(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生)

       清晨的房間沈默不語,牆上聶永真Democracy at 4 am的海報邊微微捲起。佔領中環已經超過一個月,現下的香港也在濃重的黑色裡失眠了。佔領第一天我躺在自由廣場的地面上聽眾人合唱粵語歌,忙了整個週末,趕到這裡時連盤腿坐直的力氣都沒有,心跳卻快得彷彿吞下幾罐廉價咖啡,一切都和數月前躺在青島東側立院廣場時一樣。

       318時我碩一,如此生逢其時,究竟是幸還不幸?早幾年尚不知何謂社運,晚幾年業已工作纏身,有心也乏力,或可謂之幸。野草莓當年我才大一,披髮素顏不知打扮,穿T恤踩夾腳拖趕課途中遇到記者遞麥克風:「請問你對中正紀念堂靜坐的人群有什麼看法?」我見攝影機如見照妖鏡,摀臉快跑留下她與攝影大哥面面相覷。數日後接到母親來電:「啊你們學校是不是在抗議?阿嬤叫你不要去。」我邊盯著電腦邊胡亂答以嗯嗯好啊不會去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那時的我與其說自欺,不如說是懶惰。理解好難啊,忙都忙死了,哪裡有空。或許大部份的人也是這麼想的,即使那時我的眼中連「大部份的人」都沒有,更遑論社會,國家。社會是什麼?而國家又是什麼?我不願在考試之外的場合回答。雖然寫錯不會被打,但是我以及所有乖小孩都知道,寫下教科書之外的答案只會惹上麻煩。縱使我們總是斜眼睨著從小到大的每一頁公民與道德課本。

       後來我才明白懶惰其實是化妝,抹粉遮瑕是為了掩蓋那些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坑坑疤疤的價值觀。如今我終於承認自己什麼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我連卸妝的勇氣也沒有。直到大四為了考研究所翻開《臺灣新文學史》,日治以來抗爭事件和民主運動甩了我好大一耳光。還沒完,臺灣史課堂上一張張史料照片更如巴掌連環襲來,除了和高中課本不一樣的228,還有聽也沒聽過的許多名姓:黃溫恭、施水環、鄭南榕、詹益樺、林義雄⋯⋯我瞥見歷史系教授的隨身碟裡有一資料夾專放林義雄那對不再長大的雙胞胎女兒照片。「我真希望,」一向低著頭不疾不徐講課的她,此時的嗓音細微到只剩喃喃自語,句句帶著顫抖的尾音,「自己今日的憂心忡忡成為日後的笑柄⋯⋯」

       彼時正逢士林王家擋拆,我至此方知前頭尚有樂生與關廠工人。今後我為了自己心中也不甚清楚的一個聲音,穿黑衣參加校慶挺紹興社區,不停在臉書轉貼華光社區強拆與反媒體壟斷新聞,然後是大埔事件、803送洪仲丘、818佔領內政部⋯⋯生時正逢國家機器率獸食人,是為不幸。

       關於我被教授感染的憂心忡忡,S分擔了不少。一次長談後我對他感嘆,我現在才發現自己直到高中才開始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此之前被我稱之為朋友關係的只是特定時空之下的產物,一旦畢業,經得起時間淘洗的情誼並沒多少。他說沒錯,但你如今所珍視的朋友關係難道不是經由無數次的升學考試篩選出來的?

       我沈默。習慣了讀書考試過關斬將的生活,我們太明白盱衡算計之必要。為了確保自己在排行榜上的位置耗盡青春,手中薄薄一張榜單就是現有的、全部的人生了。我們太習慣算計分數、名次、志願序,甚至連人際關係都下意識地算了進去。大人要我們出人頭地,卻不要我們明白自己踩在誰的頭頂上,踩得越狠就越安全,別往下看!那些跌落的本不足惜。然而當我們一腳踏入社會,才知道現實與最初大人畫好的藍圖相去甚遠,才知道我與社會,早就以十幾年的距離錯過了啊。

       彷彿為了彌補什麼,318之後,我與同輩屢屢在街頭巧遇,「乾脆來這裡開同學會」,他們笑著說。拜託不要,我想,這輩子我還沒懷著這麼沈重的心情參加同學會過。冷漠是罪,忽視是罪,我像是要償還過往所有的罪一般將自己攤平在水泥地上,任由麥克風裡激憤的聲浪打濕每一個毛細孔。

       即便義憤填膺至此,我依然不算參加過社運。這麼說是因為Joker對我的803經驗嗤之以鼻:「拜託那算什麼?大型園遊會嗎?」他哼出一口菸,「你還沒見過盾牌和警棍。」那是我第一次上街,眾人的汗水體味揮之不去,我想吐卻卡在人堆中動不了,更別說擠進凱道。Joker拉著我穿越千百人群,要我踩他肩膀翻過台大醫院圍牆,最後我們攀著鐵欄杆望著滿城衣冠似雪,我激動莫名。還以為多達二十五萬人的白色十字照亮夜空已是這個社會的驕傲,沒想到在社運份子眼中如此和平僅是一場嘉年華式的集體自慰。

       直到324凌晨我才真正領會國家暴力。是「領會」不是「體會」,我極其幸運地毫髮無傷,連塊皮也沒有擦破,但直到現在我仍在為自己的毫髮無傷感到羞愧。接下來的幾次驅離我都在場:410公投盟遭驅離前的幾小時,隔日411包圍中正一,然後是428反核佔領忠孝西⋯⋯即使這些運動現場與318並無直接相關我也無法容忍自己置身其外。

       那些盾牌與水車之類的東西,其實我怕死了,可是為什麼我人已經在這裡了?夜越深越險,獨自躺在人行道上稍作休息時我好疑惑。428凌晨,S載著我抵達忠孝西路與K會合時已經午夜,出乎我意料的是這裡一點也不亂,有人塗鴉,有人指揮物資調動,更多的人邊小跑步邊呼喊某處需要人手。柏油路面上殘留好幾處固定拒馬用的六角自攻螺絲,我差點被孔洞中伸出的鐵索劃傷小腿。我低下頭,一瞬間還以為自己正置身某個大型電動遊戲,放眼望去,前途盡是一踩立刻扣血的鐵蒺藜與毒觸手。

       有人正用電鑽扭開螺絲,可惜速度不快,不遠處有人將空寶特瓶套住鐵索再踩扁,這樣醒目多了,假如撞到也不會受傷,我便模仿他照做了幾個。走近地下道入口時人潮漸多,這裡平時只准車輛進入,如今我竟看見一小群人從底下走上來,其中一人抱著吉他朝我們喊「快來啊!」K率先翻過路障,S問我去不去?若不去,安全帽就留給我拿,他要跟上。我望著空曠的大路,幾秒後垂眼看著印有「車輛改道」的銹紅路障。我想起過去十幾年眾人耳提面命的「學生就該這樣」、「女生不要那樣」、「小孩子不可以如何如何」⋯⋯禁忌和警告的紅色,如今只有我的腹部這麼高。

       於是我也翻了過去。吉他聲迴盪在地下道裡,我們席地而坐,拍手擺身,那是我第一次聽〈勞動者戰歌〉,直到躺在人行道上休息時腦海中還迴盪著粗獷的歌詞,重拍如拳記記擊在心口。親臨運動現場總是令我心悸。或許是太緊張的緣故,親眼見到鎮暴水車時心跳反而沒那麼快,只覺得它比想像中還小一點。只要水砲口一轉向我們我就拉著S往後跑,才不管他正高舉相機錄影。也許這樣很自私,但是在目睹水砲猛往手持攝影機的人噴之後,我管不了那麼多了。

       路面清場後我和S回到人行道邊,拿出手機確認時間才發現一片混亂中漏接好幾通K的電話。我回撥,電話那一端很吵,K的聲音聽起來遙遠而零落,我急著跑遍所有高處卻看不見他指示的地點,「我看不到你,不然你來M5出口對面找我們⋯⋯你看不見?你的眼鏡丟了?那、那你總記得郭雪芙在哪裡吧?看不見就問路人,我在郭雪芙底下等你⋯⋯」

       我指的是新光三越旁那幅好幾層樓高的廣告,藝人郭雪芙高懸空中,露出一口閃亮白牙。我從警察包圍的邊緣繞回去時終於見到K,一身狼狽的他看到我鬆了口氣,接著開罵:幹我的眼鏡被噴掉了背包也被扯開了,幹你娘我的日文課本不見了⋯⋯

「你帶日文課本來抗爭現場?」我翻白眼。

「背單字啊,過兩天要考。」他一臉理所當然。

       我抓著他的手臂回去找S。當我裹著不遠處發放的毛毯聽他們相互報告戰況時忍不住笑了,夜依然漫長,但我異常安心。或許,在明白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價值有多可貴之前,一部份的我是為了他們才來的。我雖然害怕,卻不怕承認這麼小鼻子小眼睛的理由。

       激烈、憤怒、衝撞、破壞⋯⋯我知道他們是對的,卻一直在避免自己走進那列隊伍裡。每當未參與運動的人問起,我都說自己是去保護朋友的,就像428清晨,經歷將近五十次的水車攻勢後我們棄守忠孝西,與警方在中正南路對峙一個多小時。緩步退後時我一手拉著神情緊繃的S,一手勾著個性極易暴衝的 K,對視線模糊的他說了幾十次「拜託你不要離開我」,語氣從叮嚀到哀求。「天啊我竟然會說出這種偶像劇對白,真不敢相信。」事後我笑著向不在場的人解釋,因為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保護他們。

       然而心裏還有更深一層的什麼我說不出口。我該如何向不關心這一切的人說明「我怕死了但我還是去了」的原因?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公民社會,每當有機會向人解釋這些高來高去的議題時我總是臨陣脫逃,以免令自己顯得自視甚高。「讀台大了不起嗎?看不起我們啊?」我怕極了這類回應,寧可不說,因為我最不擅長的就是回嘴。他們也不等我開口,或者只要開口就高下立判,那麼不談也罷,情誼顏面兩相保全,即使這樣的尊重只是戴著面具的冷漠。口拙如我毫無辯論之才,只有一支緩慢的筆。佔領期間S與友人的輕痰讀書會製作了名為街頭副刊的小報,我也幫忙在青島東路麥當勞裡開生產線拼命折。折好,上街,小心繞開睡袋與紙箱發送時舌頭卻打了結,直到阿均邊喊「有人需要文學嗎」邊雙手高舉小報揮舞,我才驚覺自己可以做什麼。

       「反正我再活也不過幾十年,自己過得開心最重要啊。」B不覺得自己應該關心政治,她好奇我上街頭的原因但僅止於關心朋友。她說我就知道你和那些衝動的人不一樣。那時的我說不出口自己有多想理解甚至成為他們,卻老是左顧右盼躊躇不前。直到我驚覺身旁的人已經奮勇投身遍地開花的理念,才拖著鈍重的腦袋小跑步跟上。

       總算是跟上了,而且沒有落後太多。數年前我對自己的中立感到自豪,然而打從318之後我細數從頭,411那晚長裙被扯破、428清晨拉傷了背,更遑論一個多月來好幾個死盯實況轉播的不眠夜晚、因為心悸而驚醒的早晨⋯⋯如果秉持理念的各方人馬都聚集在同一個房間,這些磕碰與拉扯的集合就是我努力破關後獲得的獎賞鑰匙。這時我才明白,連房間的門都沒踏進去的人,沒有宣稱自己「站在中間」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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