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外文系碩士班
廖柏州
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依斯 （James Joyce）曾經宣稱，如果都柏林突然從世界消失，可以藉由他書寫的《尤里西斯》（Ulysses）為藍圖，重新建構完整的都柏林。喬依斯這樣的企圖，從傳統到近代的喬依斯學者的討論中，始終圍繞著兩個母題。喬依斯的《尤里西斯》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可被歸類為反映當時歷史的歷史小說，或者是從結構主義至後結構主義，被認為是一種去歷史化的純粹美學作品，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無關歷史的文本。《尤里西斯》小說故事的日期為1904年的 6月16號，時間為早上八點到凌晨2點，這一天是喬依斯跟他老婆Nora第一次約會的日期。
整部小說就如同喬依斯自己所設定的，我引述喬依斯，他說「我給自己設下一個目標，用十八種不同的觀點及風格寫一本書。」而這本小說的內容，就如同喬依斯傳記的作者安德森（Chester G. Anderson）所描述的:「這本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的小說，乃是嘗試要將人類的所有經驗，集中寫入都柏林的一天之中」（86）。喬依斯試圖要讓這本小說像百科全書一般，無所不包。正如同喬依斯自己曾說過過: 「《尤里西斯》也是某種百科全書」（106）。喬依斯在《尤里西斯》中，幾乎以一種幾近瘋狂的書寫姿態紀錄著書中主角布魯姆在這一天所見所聞，以及他在都柏林一天中拜訪的所有地方。然而，大部分的喬依斯學者，對於這種幾乎是瘋狂而幾乎病態的紀錄描寫，沒有太多的著墨與思考，僅將這樣的現象歸結為喬依斯將《尤里西斯》變成為百科全書式小說的企圖。大部分喬依斯學者在討論《尤里西斯》時，沒有注意到或者是不小心忽略的，是在喬依斯將其小說百科全書化，無法不包的企圖下，潛藏在其後的建檔欲望，以及與死亡欲力的辯證關係。
本文受到德希達的一篇1975年討論喬依斯的文章 “Ulysses Gramophone: Hear Say Yes in Joyce”，以及1995年討論精神分析的書《檔案狂熱》所啟發。因此，本文試圖以德希達《檔案狂熱》(Archive Fever)中「檔案狂熱」的概念，探討與解讀喬依斯《尤里西斯》所建檔的都柏林圖像中埋藏的死亡欲力，並且據此將《尤里西斯》這樣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嘗試，視為檔案狂熱驅使之下所產生的巨大檔案庫。
從德希達的檔案狂熱視角詮釋下，《尤里西斯》這本小說，就如同是德希達所說的Arkheion，也就是說，是一種「檔案紀錄存放的場所」（26）。他記錄了幾乎是都柏林所有的地點與場景。我們從這種無所不包的紀錄，可以看到德希達所說的建檔欲力 （archontic drive），這樣的建檔欲力，或者德希達之後稱之為「檔案狂熱」（archive fever或Mal d’archive）。在此，我引述德希達來說明何謂檔案狂熱:「檔案狂熱對檔案帶有一種強迫的、重複的、懷舊的慾望，一種無法抑制的慾望，試圖回歸到起源，或者，一種思鄉」（94）。這樣一種的檔案狂熱有著對檔案永無止盡的熱情，或者可以說，對檔案或者對起源，有著近似考古學式的熱情。如德希達所說，檔案狂熱「永遠不會停止尋找檔案，即使已經保存了太多的檔案」（19）。
然而，在檔案狂熱不斷地建構、保存、紀錄檔案的過程中，有某種另一股的驅力在抗拒著檔案狂熱的記錄。這股抗拒甚至威脅著檔案狂熱的力量，就是德希達引述佛洛伊德所設想的趨向死亡的力量─死亡欲力（death drive）。這樣抗拒著檔案狂熱的死亡欲力是一種對檔案記錄的攻擊與摧毀，並試圖要導致遺忘、失憶、或者是對記憶徹底的抹除與毀滅。死亡欲力不僅僅是企圖摧毀記憶，而且還企圖徹底抹除檔案的積累與保存記錄。然而，我們從德希達的論證中，發現一種弔詭、或者是一種悖謬，即「沒有死亡欲力的威脅，便不會有檔案狂熱，不會有對檔案的熱情。」也就是說，正因為所要保存的檔案有著被摧毀或消失的危險，人們才會產生保存檔案的慾望。
在此，我們必須先將檔案狂熱區分為兩股驅力: 其一為建檔欲力，其試圖記錄、保存、建構檔案的內容，為一種帶有目的性的建構慾力；另一為死亡欲力，其試圖摧毀、抹除、威脅著被保存記錄的檔案。然而，當我們從德希達的視角去探討造成檔案狂熱的可能性時，我們便無法將建檔欲力與死亡欲力兩者視為處在互相抗衡對立的辯證關係，更不是如黑格爾辯證法否定邏輯所導致的綜合 （synthesis），而是如德希達所認為的，死亡欲力就是建檔欲力。
然而，當我們以檔案狂熱這樣的視角詮釋尤里西斯時，不能不去注意到導致喬依斯瘋狂紀錄都柏林所有場景背後，威脅著喬依斯，都柏林甚至愛爾蘭的毀滅危機。在這裡，我們必須指出喬依斯開始寫《尤里西斯》的歷史年代，其開始寫作時間為1914年，並一直到1922年出版。而在1914-1918期間，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愛爾蘭也發生了許多抗議事件。在這裡，我引述喬依斯學者費爾厚 （James Fairhall）所言，「無可避免地，尤里西斯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與環境。不論是在其內容還是形式上，尤里西斯回應對當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復活節起義、還有其他的暴動」（140）。我們可以上述引言發現，在《尤里西斯》中，喬伊斯如此狂熱般地記錄著都柏林所有的一切人事物，甚至包含著人類所有的生活經驗與文化資產，就是因為其背後不斷威脅的死亡危機的影響下，以及其龐大到無法承受的毀滅力量。喬依斯所生長的土地: 愛爾蘭以及其首都都柏林，正在遭遇世界大戰、和急速現代化的危險。
就學者費爾厚的精闢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尤里西斯》中描繪的愛爾蘭與喬依斯早期的《都柏林人》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裡描繪的愛爾蘭迥然不同，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愛爾蘭早已經改變」（164）。費爾厚認為「如同喬依斯之前的小說，在尤里西斯中的都柏林，依然是處在經濟蕭條的殖民地中那個被罷黜的首都。然而，在《尤里西斯》中的都柏林卻被移置到更廣闊的、歐洲主導的世界，這樣的世界以充滿暴力的動能，移動和改變。而都柏林便反映了現代生活的快速」（165）。都柏林在這樣的背景下勢必會遭遇到現代化的暴力並且像《尤里西斯》中描述的愛爾蘭一般，早已不是當初喬依斯筆下所勾勒的愛爾蘭。我們甚至可以從文本的幾個地方，勘探喬依斯在檔案狂熱的推促下，以無所不包，百科全書式的瘋狂所記錄下的檔案以及檔案狂熱的運作，
經由檔案狂熱這個概念下所詮釋《尤里西斯》，衍伸出了其他重要的議題必須處理，如小說各章節各種不同的形式與文本記憶的議題。本文的第二部分試圖說明，受到檔案狂熱影響，《尤里西斯》中每個章節各類的敘事形式，作為喬依斯各種不同的保存方式。
如同喬伊斯所說，《尤里西斯》以十八種不同的觀點及風格寫成，每一個章節，皆以不同敘事手法以及敘事者來敘述故事。然而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 不斷的切換敘事角度能夠有什麼效果? 或者不同的記錄形式對同樣的內容會不會導致不同的意義? 如伊瑟（Wolfgang Iser）在《蘊涵讀者》( The Implied Reader ) 描述《尤里西斯》的風格時所描述:「每個章節皆由各個不同的視角切入，每個章節有著十八種不同的風格，這樣的手法便承載著非常奇特的再現效果」（Iser: 204 ）。這樣的效果的造成是「由於喬依斯發現日常生活就是一種如萬花筒似的各種情境的替換」（Iser: 205）。伊瑟認為透過不同章節不同視角的切換，都柏林的日常生活被感知為像是一個個事件宛如正在當下發生。
而《尤里西斯》正是在此意義下，試圖以各式各樣的敘視角度，無所不包的記錄形式，在檔案狂熱驅使與威脅下，透過各種方式來記錄都柏林的影像、外觀、歷史、日常生活等等。也因此，《尤里西斯》作為一個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正是由各種不同形式的記憶技術與敘事者來分別建檔的巨大檔案庫。各個章節的敘事者，作為檔案的管理者，對文本的意義內容，掌握著所謂的詮釋權。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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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伊斯。《尤利西斯》。金隄譯。九歌，上卷 1993，下卷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