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性別與鬼魅－論馬家輝《龍頭鳳尾》的身份認同
陳木青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馬家輝於2016年出版的《龍頭鳳尾》，為其第一部創作的長篇小說，主要聚焦於1934至1943年間，主角陸南才（原名陸北才）從廣東的寶華縣河石鎮到香港的流徙、遭遇。故事主要場景多發生於香港灣仔，陸南才從原本的廣東鄉下木匠，進而從軍，最後搖身一變成為洪門之下的堂口－孫興社－龍頭，其人生可謂有著曲折、戲劇性的變化。然而，為何讓陸南才及孫興社落腳灣仔？馬家輝如此說道：
我在灣仔長大，至今仍喜自稱「灣仔人」，把灣仔視為故鄉，這裡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讓我回味，親身經歷的，耳朵聽來的，眼睛讀到的，或悲涼或哀傷，或歡欣或荒唐，或關乎背叛，或訴說忠義，皆離不開球場四周的街道與馬路。[1]
從上述可了解，灣仔對作者而言，可謂是一個充滿成長記憶的地方，並充斥許多或喜或悲或荒唐的人物故事。這些過往，便作為作者書寫小說時的養分及取材來源，以展現對此地的情懷，甚至也成為香港一代人所共同擁有的情感與記憶。[2]然而，《龍頭鳳尾》的故事不僅限於小範圍的灣仔，而更可以放大到整個香港，且時間背景正好處於英國、日本殖民、佔領之際的大時代，這些要素均使小說中的人物，在面臨危機及抉擇時，展現出徬徨、掙扎與決絕的眾多姿態，而馬家輝正是欲藉這部小說，想像及刻畫當時複雜、震盪的亂世圖像。
《龍頭鳳尾》的故事時間設定於1940年代前後，正好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期，當時英、美與日本正處於敵對狀態，這也連帶使身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受到莫大影響，並成為日本亟欲佔領的目標。[3]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開始進攻香港的新界、九龍等地，進而攻擊香港本島，使得英軍節節敗退，並於12月25日向日本投降，展開為期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期。面對殖民政權再一次的轉換，加上因香港位置特殊，使許多國民黨、共產黨人亦均秘密聚集此地，於是以大多數華人為主的香港便須面臨國族身分的認同選擇，也就是該效忠於誰、向誰輸誠。在關於香港與國族之間的關係討論中，或許正如梁淑雯所言「除了香港歷史地理位置上的爭論不休之外，香港人『作為中國人』（being Chinese）還涉及了政權、文化、民族以至意識形態上等認同問題」[4]就民族而言，香港大多數為華人，且與中國南方地區有緊密聯繫，於是便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然而，在政權的統治上，因1840年鴉片戰爭後便已受到英國殖民，於是也深受其影響，成為華洋雜處之地。況且當時再加上日本的進逼，使香港再一次經歷他國的占領，於是也就再一次受到衝擊。因此，在意識形態、身分認同上，便也無法以單一角度看待，而須對其中的複雜性有更多的釐清。關於此時期國族與身分認同的關係，可從蔡榮芳的論述觀察：
香港華人並不是從頭到尾堅決地反日抗暴；隨著環境的變化，他們的心態也有猶豫、動搖、疑惑、期望，進而與日人合作的時候。[5]
面對英、日統治的轉換，香港本地的華人怎麼去面對？是否只是一味的挺英抗日？還是迎接日本、反對英國持續殖民？抑或是這當中有更複雜的心境轉換及選擇？這些叩問均是馬家輝欲藉《龍頭鳳尾》這部小說而探究的，正如在廖偉棠專訪馬家輝的文章中所強調的：
對，在面對生死存亡時，這是最容易expose你選擇、考驗你選擇的意志的處境。平時我們講可能很輕易，我要做中國人或者我要認同英國什麼的，但只有面對生死存亡，你那麼選時，你面對的可能不是吃少餐飯，或者是吵架、坐牢，而是你要死，死得很慘。怎樣做選擇呢，幾時要做個忍辱偷生的人，幾時做光明磊落的人呢？戰爭裡面最容易將人五臟六腑裡面的焦慮、曖昧、掙扎，全部expose出來。[6]
這部小說主要書寫的是在大時代、亂世之下，小人物會怎麼做出選擇、取捨。即使主角陸南才身為灣仔堂口的龍頭，但也僅是占據港島一方，而與其他平民百姓一樣，在亂世時同樣要面對向誰輸誠的抉擇，這當中有關乎個人及堂口眾人們之生命存續的考量，更牽涉到同性愛戀的情感糾結，於是使得思考、心境更顯複雜，而這也是本文所欲探討的面向，了解陸南才在面對此複雜情境時，在身份認同上會有何種糾結、掙扎及考量。
二、如何選擇？《龍頭鳳尾》中的「漢奸」敘事
在小說中，時代及情節有很大部分聚焦於日軍進逼香港之時期；當陸南才（當時姓名仍為陸北才）尚未成為孫興社龍頭之前，曾在香港擔任拉車工作，並與一群打工仔同住。其中有一位刀疤德提到因為日本人攻打中國，所以他們才逃到香港；但若日本人又攻打香港，那他們又能走去哪裡？這時候另一位室友大難雄便提到：
英國佬的槍炮咁勁，冇問題的！黃種人點都打唔過白皮豬！而且，就算蘿蔔頭打贏又點？英國佬係鬼，日本鬼子又係鬼，我們等於換咗個老闆，好似打工，東家不打打西家，跟蘿蔔頭搵食，有乜唔同？（《龍頭鳳尾》，頁97）
就上述來看，首先便點出香港身為鬼魅之城的特性，無論是鬼佬或鬼子，都是屬於外來侵略者，本地人無法掌握自身命運，只能聽命於人。另外，亦認為英國人（白種人）的槍炮、武力必定勝過黃種人，似乎站在與英國同一陣線；而且，又認為如果日本人占領香港，其實亦無不可，因為無論是英國鬼佬還是日本鬼子，都有如鬼魅一般，令人厭惡，於是換個殖民者統治，又有何差異？此論也呼應前文提及的蔡榮芳之論述，呈現香港身為「借來的空間」[7]的過渡、流動特性。然而，陸南才奉廣州洪門萬義堂葛五爺之命，到香港灣仔成立「孫興社」，關於此社的命名由來，可謂與國族身分有著密切關係：
孫者，孫中山；興者，興隆昌盛。由孫而興，有孫而興，是根正苗紅的國民黨系統，孫中山於革命未成時早已在美國拜入洪門，蔣介石更曾向青幫弟子黃金榮送上門生帖，在戴笠眼裡，清洪不分家，也不應分家。（《龍頭鳳尾》，頁150-151）
就命名因由可知，此堂口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並以孫中山為象徵領袖；而且，洪門說法雖然各有不同，但也多與民族復興有關。[8]因此，就他們的效命或輸誠對象而言，應非為外來的殖民者英國或日本，甚至是共產黨，而應是以蔣介石為主要領導人的國民政府。然而，當他們身處在由外國統治的殖民地，便須面對是否「選擇」成為背叛中國人的「漢奸」問題。關於對「漢奸」身分角色的思索，或可先從下列論述了解：
「漢奸」不只是關於「漢」民族的想像與認同，也是政治和軍事策略的運用，將人當作武器的策略的演變。到了近代，由於滿漢、中西、中日華夷觀的滑動引起了認同的複雜角力，漢奸符號大幅出現，取決於不同的認同面向。[9]
是否成為「漢奸」的前提，便是要看為哪一方做事。假若並非為了華人，便有背叛及成為「漢奸」的可能性，此具有區分敵我與凝聚漢人向心力的功能。晚清的漢∕滿之別，或是抗戰時的中∕日之別，均是以此種論述操作，以期使中國人能夠團結。然而，香港因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就陸續割讓、租借給英國，早已被英國殖民、統治許久，於是在身分的認同上，便產生關乎種族及政治認同的困境，正如下列陸南才的思考：
日本鬼子是鬼，英國鬼佬也是鬼，唐人選擇住在香港，甘願被鬼佬管理，甚至還常幫鬼佬管理其他唐人，其實早就是漢奸了。所以問題只剩下選擇做誰的漢奸，結果恐怕是，誰能給更多的好處和理由，便替誰做。（《龍頭鳳尾》，頁167）
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上，當地華人雖然無力改變政權的轉移或讓渡，但他們可在此種環境下尋求最大的利益，而不以民族大義為首要依歸。而且，殖民者與華人彼此配合，一方面前者能藉此獲得所需情報或使社會安寧，另一方面也能使後者有所依靠，並提升其地位而不被殖民政府或他人為難。此在《龍頭鳳尾》中，處處可見痕跡，甚至連孫興社的效力對象－杜月笙（1888-1951）[10]，也提到香港面對不同國家之間的角力時，應該有其分寸，並有長遠的思考，不必被忠心與否所困。其認為「到底什麼是忠，因人而異，因景況而異，要分個黑白清晰，非常困難，也不一定有必要」（《龍頭鳳尾》，頁243）因此，或可再進一步思索，在民族大義與自身利益之間，是否只能非此即彼？而且只能訴諸於前者，否則就會被視為背叛的「漢奸」？此處或可再從羅永生的論述思考：
我們往往將革命（民族革命）想像成很有悲情成份。但對於整個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以香港為基地，支持孫中山去搞革命的會黨，以及在香港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貿易、苦力貿易而致富、及後成為金融資本家，爭取分享中國鐵路開發權的香港人來說，「中華性當中的殖民性」所說的，很難完全是一個很悲情的故事。[11]
呼應上述內容，小說中杜月笙也提到，無論皇帝換誰做，江湖永遠是他們的，還是需要以自己的利益為先，才能進一步深入於國族議題。隨著後殖民等相關研究、論述的興起，許多論者把殖民∕被殖民化分為二元對立、彼此衝突的立場；然而，不能忽略的是，這當中是否有利益互涉的可能性？特別以香港來說，從英國接管、統治之後，就逐漸從原本的小漁村而成為商業貿易之城市，使得許多人依靠苦力、鴉片或情色產業致富[12]，於是要怎麼看待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而這又跟國族認同的高低是否有必然的正相關，就需要有更加仔細的探討。
三、魍魎相看－《龍頭鳳尾》中同性情感的流動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面向，便是陸南才身為同性戀者的身分[13]，以及其與英國殖民當局情報官張迪臣（Morris Davidson）的愛戀情仇。在粵語當中，「臣」的發音等同於「神」，而實際上，後者亦成為前者心心念念的「神」，具有精神上的主從關係。另外，在灣仔能掌管眾多手下的堂口「龍頭」－陸南才，在床第上卻又搖身一變成為張迪臣的「鳳尾」、bad boy，可見無論在性或愛上，陸南才均甘願成為被掌管、操控的角色。然而，這樣的關係並非永遠不變，當日軍進逼，身為英方的張迪臣卻也因為同性戀的身分，而受到日本軍方的威脅、拷打，使其處於兩面不討好的狀態。此時，陸南才反而成為張迪臣的救星，希望能讓他脫困於日方的牢籠。因此，陸南才身分的多重性便相互交織、纏繞，一方面在個人愛戀方面服膺於英國，並向張迪臣提供情報，但在實際方面又為了要保護自己堂口及眾多門下，而不得不與日本有所妥協，使其掙扎更形厚重、抉擇更為艱難。此正如王德威於序中所言：
熱衷後殖民理論讀者不難看出陸張投射了百年香港華人和英國人之間愛恨交織的關係。這關係原是不對等的，甚至是一廂情願的，但假作真時真亦假，最終誰是主、誰是從，誰是龍、誰是鳳，難再分清。小說「龍」、「鳳」兩部分有著對位式權力交錯的安排，不是偶然。[14]
就國族關係而言，身為殖民者情報官的張迪臣在政治位階上，本就高過堂口龍頭陸南才，而成為「龍頭的龍頭」；而且，在床第上的角色關係亦然，呈現出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二元、不對等之關係。然而，此種關係也因為日本的進犯及佔領，而在實際上發生了改變。例如下列情節：
張迪臣來到家裡，並非沒有撩撥陸南才，但他自從覺得張迪臣矮了弱了，很奇怪，像一桶冷水澆到頭上，提不起熱情，而且愈撩撥愈讓他拒絕，他明白一旦接受，上風下風立即打回原形，他不願意再做張迪臣的bad boy。（《龍頭鳳尾》，頁230-231）
張迪臣因為接受日本人的賄賂，而替日本人辦事、給予英軍情報，但後來日方知道他與義大利領事館的職員米利托（Mirito）曾有過性關係，於是便被威脅、毆打。因為當時英國法律不准男性間的同性性行為，而他相當害怕會被揭發、坐牢，導致他身敗名裂，於是便找尋陸南才求助，並把收到的金條、鈔票均寄放於陸南才家中。對此，陸南才非常不諒解，了解原來張迪臣只是把他當成利用工具，以往的一切情感似乎都不算數。不過，最後陸南才仍接受張迪臣的請託，替他保管財物，而張迪臣也答應當英國戰勝歸來後，陸南才也不會因曾替日本人辦事而惹禍上身。至此，陸南才認知到他們的關係已經「回不去了」[15]，只剩下對等交換好處的關係，但他也接受這樣的結果，以及此種新關係的建立。
張迪臣在英軍投降之後，被日本人俘虜，並調到馬頭涌協助日軍看管印度兵。其原本以為這是日人為了回報他曾提供情報的報償，但沒想到是因印度士兵對英國殖民時的管理方式相當不滿，因此才將他派往該處，讓印兵可以對其進行報復。最後，張迪臣與其中的華兵阿斌成功脫逃，並前往其與陸南才時常秘密幽會的地點－東華義莊[16]，等待陸南才前來解救。關於東華義莊，其可謂為一個名符其實的「鬼地方」，但這裡卻成為他與張迪臣之間的共有、秘密回憶。張、陸二人在第一次一起駕車至東華義莊時，曾看見許多難民，此時陸南才便疑問這些難民在宵禁時刻是否會全部驅離，張迪臣說道「宵禁只是為了驅趕正常人，他們這類人，像鬼一樣，警察看見了也假裝見不到」（《龍頭鳳尾》，頁183）因而把難民跟「正常人」區隔開來，認為前者為不正常之人，無須關心或重視。然而，這些話語則使陸南才感到悲哀：
聽見「這類人」三個字，陸南才倒替自己感到悲哀。世上其實另有一類人跟街頭難民一樣，亦像鬼，被別人假裝看不見，視為不存在，甚至連自己也不敢正視自己。如果難民是鬼，陸南才坐在車裡往窗外望去，跟他們是魍魎相看。（《龍頭鳳尾》，頁183-184）
陸南才的同性戀身分，使得他不敢正視自己，只能暗中去尋找自己所愛的同性之人。在小說中，除了陸南才、張迪臣等人外，吧女兼好友仙蒂亦是「這類人」，她啟蒙陸南才同性之間亦有相愛的可能。然而，在南才的內心深處，仍感覺其亦像這些難民，受到他人忽略、歧視，有著同情共感，認為他跟鬼魅正在魍魎相看。關於同性戀與鬼魅之間的連結，或可從劉亮雅針對女同性戀文學作品的思考來看，即「然而『常人』的理解本身受限於父權律法的建構，『常人』有其無知與偏見，因此將其無法理解的事物鬼魅化。」[17]雖然此論針對女同性戀者，但就男性而言，無論是異性或同性戀者，也時時刻刻受到父權、律法社會的限制、影響，進而內化並認為如果產生同性相戀的念頭或行為，便是與社會常理背道而馳。[18]然而，除了將自身視為鬼魅以自憐之外，陸南才也認知到他與張迪臣的愛戀關係，亦如鬼魅般難以捉摸，如下所言：
陸南才忽感哀傷，原來所謂捉鬼並非戲言，而是預告，他來到這裡確是為了見鬼，張迪臣不僅是鬼佬，更是來去無蹤的鬼影，是一陣不確定的白霧，明明把他籠罩著，把手伸出，卻抓不住半分真實。（《龍頭鳳尾》，頁222）
張迪臣身為英國殖民者，在小說中多被當地華人視為「鬼佬」，而他也以此稱呼為樂，甚至認為自己與義莊中的鬼魅皆為同類之人，於是對此便無驚恐。然而，陸南才則認為他確實來去無蹤，常常是張迪臣聯絡後才得知他的訊息；對他的愛戀，則常猶疑在性與愛之間，無法有確定的狀態。最後一次於義莊的相見，便是張迪臣帶著華兵阿斌向陸南才求救之時，張迪臣希望陸南才能幫助他與阿斌逃跑，此時南才則徹底了解他的付出、努力完全如鬼魂般虛無縹緲、無法留住。最後，陸南才成全張迪臣與阿斌的逃亡，卻在離開後向日方人員告密。本來其無意要置張迪臣於死地，只為了不願將兩人關係做徹底了斷[19]；但卻在陰錯陽差之下，造成日本軍方殺害張迪臣，結束掉他們之間若有似無的情感關係。
此處值得仔細思考的是，張迪臣與陸南才的同性戀情，是否能與香港的政治狀態聯繫、結合？梁學思（Helen Hok-sze Leung）在《暗湧：酷兒文化與後殖民香港》（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中，以王菲的歌曲《暗湧》（Undercurrent）為例，指出愛戀關係中的不安、焦慮及害怕落空之感，與主權轉移、回歸中國前後的香港類同。[20]若對應到《龍頭鳳尾》，日本於1941年12月從英國手中接管香港，雖然使得行政制度、生活方式有所改變，但對於前朝的情感卻也不會因此而迅速轉變。就此而言，香港的身份認同、政治狀態也變得不定，有如「酷兒」[21]一般，即使實質政權已經移交，但實際上卻也有許多人懷想著過去，以及在不同殖民者之間流盪、往返，正如鬼魅一般，值得再仔細探究、梳理及思索。[22]
四、結語
香港因其殖民歷史、地理位置，而成為華洋雜處、中西交會之處。在民族及地域文化上，其因與中國有緊密聯繫，加上有許多中國人因工作、戰亂而來到香港，故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因為英國當局的殖民統治，於是西方的生活文化、政治制度也深深地扎根此地，使得人們處在中西雙方的縫隙之間求取生存，甚至出現掙扎、矛盾的感受，對於身份認同的選擇便也無法堅定、決絕，有如鬼魅一般，沒有確切、實質的定位。關於對香港之身份認同的思索，最後可從下述了解：
文化現實是，我們的生活、香港的成長都是透過上述這兩種對立的身分生產過程而制定，歷史早把身分認同的混雜之根植入我們的社會想像中。[23]
在《龍頭鳳尾》當中，無論是國族或性別身分的認同，皆與傳統文化及統治實權有關。在國族身分的認同上，陸南才等華人須面對英國、日本殖民領主的轉換，以及自身中華文化的深刻影響，使得這些人對於是否會成為「漢奸」便有顧慮。然而，實際上對利益的追求可謂比此更重要，以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立場、狀態，於是就此而言，便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衝突，而是可能有相互混雜的複雜性。另外，就小說中同性愛戀的部分而言，陸南才與張迪臣這兩人的華洋戀情（或許也只是相互利用），也無法在光天化日、大庭廣眾之下公開，而只能遮遮掩掩，在在受到文化傳統與政治律法的禁錮；然而，他們「這類人」並非不存在，而只是在社會的角落中暗潮洶湧，等待撥雲見日的時刻。若將此對應到今日的香港，他們情感中的曖昧情愫，正如香港政治地位上的不定、飄忽，例如在2014年的雨傘革命、2019年的反送中等運動中，就展示出他們對於目前政治局勢、狀態的不信任，也可了解在97回歸後，身分的認同不會隨著政權更替而立即轉換，其中的選擇更會因文化、社會、法治的差異更顯複雜，故無法以單一的角度來看待。[24]
引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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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馬家輝：《龍頭鳳尾》，臺北：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2016年。
劉毓晴：〈「漢奸」：國族認同的形塑與演變〉，《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345-388。
劉亮雅著，廖勇超、王梅春、周盈秀譯：〈鬼魅書寫：台灣女同性戀小說中的創傷與怪胎展演〉，《中外文學》第33卷第1期，2004年6月，頁165-183。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2015年。
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
東華義莊介紹網站：https://www.tungwah.org.hk/museum/coffinhome-c.html
區家麟：〈借來的時間，悠長假期的盡頭〉，網址：https://reurl.cc/rlzpvy
廖偉棠：〈幾時忍辱偷生？幾時光明磊落？廖偉棠訪馬家輝長篇《龍頭鳳尾》〉，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2-culture-fiction-makafai-2/
鄭進耀：〈《龍頭鳳尾》馬家輝：寫到亂世，我與香港當下有共同的感覺〉，網址：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8848
Helen Hok-sze Leung. 2008. 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 馬家輝：《龍頭鳳尾》（臺北：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2016年），頁337-338。
[2] 在馬家輝的訪談中，亦提到其「外婆在麻雀館謀生，舅舅毒癮發作會拿菜刀砍人，於他這些都不是罕見之事，隨便在樓梯間見到毒蟲嗑藥、灣仔街頭見到黑道追跑砍殺都是日常風景」於是，此種景象也成為馬家輝以黑社會為主題的取材背景。詳細內容請參見鄭進耀：〈《龍頭鳳尾》馬家輝：寫到亂世，我與香港當下有共同的感覺〉，網址：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8848
[3] 香港在1941年12月被日本佔領之前，一直為重慶國民政府從世界各地輸入物資的重要門戶，而為了斷絕國民政府與英、美兩國的聯繫，於是日方便須把當時亞洲的重要港口－香港佔領，以避免對日本繼續造成威脅。詳細的論述內容，請參見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2015年），頁244。
[4] 此部分雖然主要聚焦於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關係，認為不應只單憑某項因素而決定香港人的國族身分，並忽略香港夾雜於中國、英國之間的兩難局面。然而，此論點放在英國、日本、國民黨及共產黨混雜的1940年代，或許亦能有所對應。論述內容請參見梁淑雯：〈國族身分〉，收錄於朱耀偉編：《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頁年），141。
[5]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30。
[6] 廖偉棠：〈幾時忍辱偷生？幾時光明磊落？廖偉棠訪馬家輝長篇《龍頭鳳尾》〉，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2-culture-fiction-makafai-2/
[7] 1968年，駐東亞與香港的澳洲籍記者Richard Hughes，曾以此作為書名。然而，「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並非為其所創，Hughes在書中曾特別鳴謝，此句出自韓素音1959年於《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發表的文章。不過，韓素音也提到，這個說法也非其所創，而是源自於一位旅居香港的上海商人Tom Wu。詳細內容請參見區家麟：〈借來的時間，悠長假期的盡頭〉，網址：https://reurl.cc/rlzpvy
[8] 小說中提到：「有道是漢人失去中土，『漢』字變『洪』字，以此立名，暗含恢復大漢山河的雄心壯志。也有說朱元璋年號為洪武，起義者一心向明，尊崇舊朝。更有謂陳近南有大將蘇洪光，威名震懾清兵，所至之處，天際常現紅霞，洪乃『紅』的轉音，感念祥瑞天祐。」（《龍頭鳳尾》，頁151）
[9] 劉毓晴：〈「漢奸」：國族認同的形塑與演變〉，《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382。
[10] 名鏞，號月笙，原名為月生，上海人，為近代重要的幫會人物，抗戰時與國民政府軍統局主要領導人戴笠（1897-1946）交好，後於1951年病逝香港。
[11] 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9。
[12] 例如小說中提到九龍的油麻地和西環在日軍佔領後，被指定為華人娛樂區，甚至有客人提到「日本人應該早些來，英國佬應該早些走！英國佬不管我們的雞巴死活，日本人可體貼得多！」（《龍頭鳳尾》，頁291）由此可知，基本生理需求的滿足大過於更宏大的國族政治論述，而且此亦讓性工作者獲得更多的利益。
[13] 紀大偉曾根據謝姬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衣櫃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排列的多種情慾模式之圖表，進而用文字將同性戀者的組成分為四組：（1）殊群化的人：只包含純度百分之百的同性戀者，而將「不純的人」分開（2）常群化的人：包含純度百分之百的同性戀者及純度不一之人（3）要求男女分界的人：指在乎男女性別之分，而不強調同性戀異性戀之分（4）男跨女和女跨男的人：除了跨性別者之外，也包含「仰慕、認同女明星的男同性戀者」及「結盟合作的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在《龍頭鳳尾》中，陸南才可謂為常群化之人，其曾因對與張迪臣戀情的失落而找尋吧女安娜進行性行為，以解除其空虛；另外，他也在與安娜的性行為中，轉換角色位置，而趴著要安娜喊著「弗克優！Fuck You！」呈現出性別角色互換之情況，將自己想像成女性，符合上述第四點的特徵。關於紀大偉的論述內容，請參見氏著：《同志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頁54-56。
[14] 王德威：〈歷史就是賓周－論馬家輝的《龍頭鳳尾》〉，收錄於馬家輝：《龍頭鳳尾》，頁13。
[15] 此語出自張愛玲《半生緣》。在廖偉棠專訪馬家輝的專文中，馬氏亦提到「如果有人看完這個小說有遺憾的感覺，這亦是我常常看張愛玲產生的感覺」不過，廖偉棠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認為「回不去了」其實仍有想回去之意涵，或許可置換成更具香港風格的「有今生無來世」，以進一步突顯書中人物更為決絕、講求「事鳩但」（隨他媽的便吧）的特性。不過，筆者認為這兩種說法皆不衝突，「回不去了」指過去的時空已無法於此刻再現，並有眷念、懷想之意；「有今生無來世」則是較屬當下感受，具有見機行事、把握此時此刻的涵義。詳細專訪內容請參見廖偉棠：〈幾時忍辱偷生？幾時光明磊落？廖偉棠訪馬家輝長篇《龍頭鳳尾》〉，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2-culture-fiction-makafai-2/
[16] 東華義莊正式成立於1899年，位於香港島的大口環道，因當時許多中國或海外人士至香港打工後逝於此地，再加上華人落葉歸根、入土為安的觀念，於是便建造能暫時安放骸骨、棺木的空間，以待日後運回原籍地。詳細內容請參見東華義莊介紹網站：https://www.tungwah.org.hk/museum/coffinhome-c.html
[17] 劉亮雅著，廖勇超、王梅春、周盈秀譯：〈鬼魅書寫：台灣女同性戀小說中的創傷與怪胎展演〉，《中外文學》第33卷第1期（2004年6月），頁170。
[18] 關於男同性戀與父權、宗法社會的連結，亦可與白先勇的《孽子》相互呼應。正如江寶釵對《孽子》的研究所言：「孽子所代表的性別取向，違逆傳宗接代的傳統，非但使得數千年來在父法結構中由男性家父長握權的原生之家，無法接受系譜中出現孽子的事實，在異性戀霸權支配下的社會，也不曾給予認同」由此可知，在傳統觀念下，男性須盡到傳宗接代的責任；而若身為男同性戀，便可能會承擔莫大的家庭及社會壓力，並且不被認同。引文請參見江寶釵：〈時間、空間與主體性的建構：閱讀《孽子》的一個向度〉，《中外文學》第30卷第2期（2001年7月），頁87。另外，《龍頭鳳尾》中，除了提到英國法律禁止男同性戀之行為外，日本的畑田武義中尉於戰後接受審判時，也稱張迪臣因為喜歡男性而為變態的男人，可見除了社會倫常之外，當時大多數國族、軍事的律法亦不允許男性之間的愛戀、性關係產生。（詳細內容請參見《龍頭鳳尾》，頁332）
[19] 面對張迪臣的請求，陸南才認為「他曾經可以為了張迪臣連命都不要，怎麼可以讓他這麼一走了之？而且是跟另一個人一起走。」（《龍頭鳳尾》，頁316）
[20] “Ostensibly an uncertain expression of love( the speaker desires to “hold tight” a lover but fears what may turn out to be an “empty embrace”), the song deftly entwines this personal anxiety with the political uncertainty of the city`s postcolonial transition ( “history”-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epeats itself in the “bustling city”) In Helen Hok-sze Leung: 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8), pp. 5.
[21] 此處援引梁學思之說法，其欲藉由此詞彙去理論化那些超越、規避及抗拒社會常規主流的部分。原文如下: “In this book I use tongzhi and “queer” in this “tense” way- to theorize what escapes, exceeds, and resists normative formations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very real lure of identity politics conceived in plural and coalitional terms.” In Helen Hok-sze Leung: 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pp. 3.
[22] 王德威在序言中也提到：「《龍頭鳳尾》寫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香港的危機時刻，故事新編，難道只為一遂馬家輝懷舊的鄉愁？當香港從殖民時期過渡到特區時期，當『五十年不變』已由量變產生質變，新的危機時刻已然來臨。」引文請參見王德威：〈歷史就是賓周－論馬家輝的《龍頭鳳尾》〉，收錄於馬家輝：《龍頭鳳尾》頁15。
[23]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著：《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出版，1997年），頁210。
[24] 馬家輝曾於專訪中提及：「香港是特別的，殖民時不是中國又不是英國，回歸後又有不確定的因素。我成長的香港有個氣氛：幹嘛你要逼我選擇我是誰？我為什麼只能選一個？我選了為何要告訴你？這是我成長的香港的曖昧性」詳細內容請參見鄭進耀：〈《龍頭鳳尾》馬家輝：寫到亂世，我與香港當下有共同的感覺〉，網址：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88